才算真正成功了,温州人的上海情结：只有在上海“大码头”的成功
曾经上海和温州之间的关系，有点像那种不近不远的亲戚。
在空间距离上，不近，因为温州在浙江最南端，与上海隔山隔水，路程要四五百公里；不远，是因为在20世纪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温州人要去全国各地，甚至去杭州，都得先乘轮船到上海中转。开往上海的客轮，对温州人来说，曾是四海闯荡的第一站。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近，是指曾经上海人和温州人隐隐地有些互相“看不上”，在上海“土著”眼中，温州人的形象是“土”“暴发户”，而温州人心里，上海人的人设则是“小气”“AA制”；不远，是因为其实，上海人对温州人敢闯敢拼的个性，不得不服气，尤其对“温州模式”，一度充满好奇和想象。而温州人则在暗地里欣赏上海人做事规范，对上海这个大舞台的心驰神往，更是不用多言。
如今，两地之间，不再是20多小时客轮的距离，最快的火车只需2小时45分，即将开通的杭温高铁，将把两地之间的时空距离进一步拉近。今天的上海与温州之间，各种维度的界限感被彻底打破，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两座城市早已成为一个圈子里的好友，共话创新与发展。
温州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观感是错综复杂的，对于生活在上海的温州人来说更甚，卢林就是其中一位。
1974年出生的卢林在上海生活了23年，但身上的温州人气质至今依然典型——精瘦干练的外表，略带口音的普通话，他至今都听不大懂上海话。和上海的关系，他总结为六个字：“扎根，但没融入。”聊起自己和上海的渊源，他想从1990年代初说起。
1992年，中学时期一直吊儿郎当的卢林到辽宁鞍山去上中专。每次回温州，他都得先坐火车到上海，在新客站附近找家小旅馆住，第二天清晨赶到金陵东路1号买船票。等船的日子，他就到外滩、南京路、豫园附近闲逛，对市中心的地标摸得门清。
毕业后，卢林在温州一家渔轮修造厂拧了三年螺丝，其间发奋自学，考上一所北京的大学。读大学期间，金温铁路开通了，但他还是喜欢乘坐温州到上海的轮船，一路上吹吹海风、看看月亮，悠闲又自在。在卢林的记忆里，从上海回温州的船票一直很紧张，7元多的四等票价，到黄牛手里还能翻倍。
温州人胡成中在1984年刚成立乐清县求精开关厂时，曾多次跑到上海请专家，同样也得乘坐一天一夜的轮船。那时，无数像胡成中这样的小厂老板、个体户抢购着船票，外滩金陵东路1号的售票点常年涌动的排队人潮中，一直有温州人的身影。
2001年卢林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时，胡成中已经给新厂取名德力西，并进军上海，在青浦动工兴建了一个现代化生产基地。这一年，胡成中还被评选为中国十大“最受关注企业家”之一。
随着飞机航线、铁路班次的快速发展，上海到温州的客轮已经停航。那带着咸味的悠悠海风，成了许多温州人记忆里的黄金岁月。
30多年前，和胡成中一样，经常往返于两地的，还有他儿子。胡成中曾在自传里写过，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很多创业家庭把孩子送到上海的家庭寄养，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他也为儿子精心挑选了一个书香门第的上海家庭。
1990年，有媒体报道了这一现象，一些创业成功的温州老板们，不惜每月花费千元，将孩子寄养在上海教师的家中，还要另外聘请辅导老师。从这则新闻里可以看出：温州老板们很忙、很有钱，也很向往上海的教育。
在上世纪90年代消费市场大发展时期，上海马路上，一夜之间，“温州老板”仿佛雨后春笋般在各个商街、马路上“长”出来了。
北京东路生产资料街一度成为温州客的“金山”，在1991年前后，整个北京东路从四川路到西藏路，店铺每平方米租金甚至一度超过南京路；在七浦路，温州老板们盖起了像模像样的批发商城，成为温州商品的上海集散地；还有斜土路上，大大小小几十家“温州鞋城”无比热闹。就连上海人熟悉的本土超市华联，自1995年开展特许加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温州人加盟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1997年，《解放日报》就曾用《“温州军团”进军上海》这样的标题，报道温州近150家企业，带着一批名牌产品，在九江路建立“温州商城”，长期展示销售。
上世纪90年代初，九江路被誉为“上海时装第一街”。而最早在九江路开店的一批个体户，主力正是温州老板。在上海百货商店仍在用木制柜台的年代，见多识广的温州老板们就已经开始用大块玻璃窗、大理石地面、霓虹暗灯来装饰门面，时尚度相当超前，他们在精致考究的门店里卖着近千元的梦特娇服装，赚得盆满钵满。当时“申城蓝印户口第一人”，正是一位来自温州的九江路时装街个体户。
精明的温州人腋下夹着深色手包、手里举着大哥大，在上海的商店、商城、商街的柜台后面闪耀着——
表面上，上海人对这些“闯入者”有些“羡慕嫉妒”，骨子里却很是“惺惺相惜”。这种敢闯敢拼的精气神，其实在上海人身上也同样鲜明，只不过呈现形态不同。温州人是白手起家、大办家庭作坊；而上海人中，则有一批选择离开温暖小家庭，东拼西凑一笔盘缠，到日本、北美、欧洲闯荡……在内心深处，上海人理解并欣赏有勇有谋的温州人。
来上海闯荡掘金的温州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来开店的，另一种，是来办厂的。
办厂的老板们不会空手到上海租地办厂，他们往往先在温州办家庭作坊式小厂。做大做强后，再首选到上海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初期，在温州，家庭作坊式的小厂已经遍地开花。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登载《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这是“温州模式”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很快，一股研究“温州模式”的热潮在上海乃至全国兴起。
1986年夏天，上海旅行社甚至联合温州当地旅行社，办起了“温州地区经济模式参观考察团”。那时，上海和温州就有千丝万缕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温州的大量产品都通过上海口岸出口，如西山牌地面砖和擒雕牌炼乳，还有许多温州零售品牌到上海的百货商场举办展销会，一举打开畅销全国的新局面。
各式各样的经济联系，让许多温州商人更坚定了去上海的决心——做生意，只有在上海这个“大码头”成功了，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创业在温州、发展在上海”这种上海情结，一直是温州商人的共识。
仅在2000年前后的那几年里，温州人在上海投资兴办的企业就有5000多家，许多生产型企业纷纷在上海郊区征地建工业园，如天正、德力西、红蜻蜓、均瑶等，当时在温州排名前10的企业全部进入上海。胡成中到上海发展后，德力西如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05年，产值就超过百亿元。2010年，德力西研发的智能化产品大批进入世博会场馆，胡成中也站上了更广阔的舞台。
许多温州的企业在上海发展壮大后，又会回到家乡投资扩厂，形成上海、温州两地双赢的局面。
以上海凯泉泵业有限公司为例，原本这是一家在温州名不见经传的私营企业，1995年左右，一心要成为“中国泵业大王”的公司老板林凯文移师上海。到1999年，企业总产值已名列全国泵行业之首。凯泉集团在上海发展了6年后，2001年投资1.2亿元，回永嘉办了一个新厂。2005年，林凯文被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等部门评为“回乡投资模范浙商”。
成千上万温州商人在上海经商办企业。企业实力壮大了，再以不同形式反哺家乡。德力西集团在2004年初，就和上海青浦区签约，要在青浦投资20亿元，征地1000多亩，建一个大型电气制造业基地。同年8月，强台风“云娜”袭击乐清，德力西马上向灾区捐款50万元。
今天，类似的故事还在继续着，但脚本更丰富、更多样。地域和城市的标签不断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被打破、被模糊。温州与上海的关系，从“不远不近的亲戚”，变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处长三角，链接全球，一起走向世界舞台。
2019年，温州在上海嘉定区建起“科创飞地”——温州科技创新园，为企业链接高端科创资源，促进温州产业转型升级。从那时起，温州与上海又多了一个一体化发展的约定。如今，温州科创园一期累计入驻优质企业和团队46家，推动产学研项目超200个。在全新的时代，这类新故事还有太多。
温州经济学家马津龙说，40年前去上海，乘船就要一天一夜，而今天，2个多小时的火车让两地趋于“同城化”，自己要到上海去，只需一天往返，轻轻松松；温州人卢林在上海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并靠着自己的奋斗在上海买了两套大房子，但每到周末，他一有时间就想往温州跑；胡成中现在是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他的儿子在6年前接任了总裁一职，几天前胡成中在上海出席了德力西电气新质生产力创新研究院的揭幕仪式。
当距离不再是距离，上海与温州，身处长三角朋友圈，恰如在同一个江湖中，笑谈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