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写着“我有一个梦想”,【追忆邱蔚六院士】他的书桌上一直有张褪色的字条

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头颈肿瘤外科以及口腔颌面修复重建外科的创建者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荣誉讲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原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原院长邱蔚六于2024年5月2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2岁。

2012年，记者曾在第九人民医院邱院士的办公室里对他进行专访，听他谈自己的信念、理想与人生。

那一年，他80岁。还记得，他书桌的玻璃下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红色的字迹已略微褪色，他这样写道：Ihaveadream，Enjoyyourlife，Nevergiveup。

今天，在各界人士送别邱院士之际，回顾2012年5月4日刊登于《解放日报》的报道，以表追忆。

《解放日报》2012年5月4日第17版

“医乃仁术，医者仁心。”在接受记者的专访时，邱蔚六这样诠释他对医学事业的理解。他始终信奉“行医者，就是要存仁心、施仁术”。

怀着一份仁心，邱蔚六在医学之路上不断挑战人们眼中的“不可能”。

30多年前，一位身患颞下窝肉瘤的年轻病人找到了邱蔚六。肿瘤导致的神经疼痛和无法张口，使这个才30岁的年轻人几乎丧失了生活的勇气。检查发现，肿瘤深埋在他的颅底。

直到今天，颅底仍被许多国外的医疗指南视为“禁区”。因为它不属于任何医学专科的范畴。邱蔚六打了一个比方，颅底就好比脑中的一层楼板，楼上是神经外科的范畴，楼下是口腔颌面外科的范畴，但当中的这层地板以前一直没人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肿瘤一旦侵犯颅底，就被认定是不治之症。

眼前的这个被病痛折磨的年轻人，并不是邱蔚六遇到的第一位颌面肿瘤病人。他无法忘记，面对类似患者时自己曾束手无策。他对记者说：“医学并不是万能的，但眼看着患者被病痛折磨，我却救不了他，就是医生最大的遗憾。但也正是这份遗憾，促使我必须破解难题。”

邱蔚六决心，要闯一闯颅底这个医学禁区。在经过和神经外科医生的反复研究、反复试验后，1978年6月的一天，邱蔚六将手术刀探进了危机四伏的颅底。

整整8个小时，肿瘤切除得十分成功，但邱蔚六的脸上并没有笑容。因为肿瘤虽然被切除了，但手术也无可避免地切除了患者的一部分颌面部组织。“医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病人健康的笑容，如果他们再也无法露出笑容，我怎么笑得出来？”邱蔚六在意的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病人的遗憾。

在所有颌面肿瘤患者的手术“同意书”上，都会清楚地列出手术可能导致的后果，除了死亡，还有面部畸形，也就是毁容。邱蔚六不愿意仅仅挽回了病人的生命，却眼看着他们失去正常的生活。但是，怎样才能既成功地切除肿瘤，又尽可能地恢复患者的容貌和面部功能？

在为晚期颌面部恶性肿瘤患者开辟了一条生存之路后，邱蔚六又试图破解一个更大的难题。

他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刚刚萌芽的显微外科。邱蔚六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把显微外科的小血管吻合技术引入到颌面外科手术，就能够利用患者身体的其他组织来修复颅颌面部的缺损。然而，想要完成这种集切除与恢复于一体的高难度手术，不仅要求医生具备过硬的口腔颌面外科技术，还需要掌握整形外科技术，同时要谙熟显微外科技术。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手术，邱蔚六硬是拿了下来。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他带领团队应用显微外科技术对肿瘤术后的缺损立即进行移植修复的手术在国际上达到了领先水平。这项技术在不断成熟的同时，也推动了口腔颌面外科、颌面修复重建外科和显微外科的结合，“中国式”的口腔颌面外科学从此创立和发展起来。邱蔚六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口腔颌面外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成功的背后，邱蔚六所付出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在显微镜下，手术常常一做就是近20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下了手术台，也未必能好好休息，因为尚处于危险期的病人一旦出现突发情况，他就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回医院。

“对外科医生来说，这都是家常便饭。做完手术回家后，最怕电话铃响起，就担心病人出事，一颗心就这么悬着。”邱蔚六说道。

20世纪60年代初，针刺麻醉手术在医学界普遍开展。为了测试针刺麻醉是否能在口腔颌面外科起到镇痛作用，邱蔚六决定“以身试针”。

他对同事说：“我的耳前正好有一个淋巴结，你试试在针刺麻醉下把这个淋巴结摘除掉，让我体会一下疼痛的程度是不是病人所能忍受的。”

“切皮时，稍微有点痛，还能接受；分离淋巴结时，一碰到神经末梢，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痛。”事后，邱蔚六一一记下手术过程中的痛感。通过亲身体验，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刺麻醉手术操作的规律，并将其写入《针刺麻醉》和由他主编的《口腔颌面外科理论与实践》两本书中。

在邱蔚六看来，以身试针的举动，源于医生内心的某种“本能”。

亲身感受病人的痛，远不只这一次。有时候，他自己也成了病人。从扁桃体摘除，到凶险的坏死性胰腺炎、开腹引流，若不是身边的年轻医生相告，记者难以相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竟经历过大大小小十余次手术。

“有好几次，我痛得几乎要从病床上跳下来。”邱蔚六说。

因为痛过病人的痛，他更懂得将心比心。

如今已是80岁高龄的他始终坚持为病人看门诊。由于慕名前来的病人实在太多，邱蔚六的门诊号总是一加再加。学生们担心他的身体，劝他少看几个病人，他却说：“来找我看病的，大多是从外地赶来的疑难病人，他们来一趟不容易。”就这样，号越加越多，每次他的门诊时间总要一延再延。

而在病人看来，只要找邱蔚六看过病，就像吃了定心丸。因为哪怕病人再多，邱蔚六也不会为了节约时间而怠慢任何一个人。他觉得，如果患者排队候诊的时间越来越长，直面医生的时间却越来越短，那医患之间就会逐渐失去信任，这是最让人痛心的。

他告诉年轻医生：“一上午看几十个病人，医患之间的沟通时间难免会被压缩，但时间越是紧，耐心就越不可省。和病人沟通，要讲究技巧。”

其实，面对病人，邱蔚六也没有什么“独门绝技”，只不过他心里总是装着“理解”二字。他深深理解患者渴望治愈的迫切心情，也理解他们在精神和躯体上遭受的双重痛苦。患者所渴望的不仅是缓解肉体的疼痛,更需要精神的抚慰。正如美国名医特鲁多所说的：“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医患关系的融洽，关键在于医生，因为在疾病面前，患者总是弱势的。医生应该理解患者对医学知识的陌生，即使知道一些，也难免会片面，甚至会对医生的诊疗产生误解。对此，必须耐心地解答。”邱蔚六严肃地说，“有些年轻医生动不动就对患者来一句‘你信不信拉倒’或者‘你自己决定吧’，医患关系不就僵了吗？”

医生的尊严并不来自他的学历和职称

记者发现，邱蔚六书桌的玻璃下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红色的字迹已经略微褪色，那是邱蔚六写下的三行英语：Ihaveadream，Enjoyyourlife，Nevergiveup。

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心中有着怎样的梦想？

1989年，邱蔚六独自一人前往美国，参加国际性的口腔颌面外科学术大会。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专家，他第一次向国际医学界介绍了中国口腔颌面及头颈部肿瘤治疗的经验。站在台上的邱蔚六心想，中国什么时候也能举办这样的国际学术大会？

回国后，邱蔚六想办法把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送到国外学习，让他们把最先进的技术带回中国。他深信，虽然中国的口腔颌面外科起步较晚，但只要不断努力，终有一天能让“老外”刮目相看。

20年后，随着邱蔚六所带领的口腔颌面外科事业的不断壮大，上海终于迎来了一次标志着口腔颌面外科领域最高级别的国际学术大会。全球77个国家的口腔医学专家受邱蔚六之邀参加了这次盛会。国际医学大会的举办，标志着“中国式”口腔颌面外科在国际口腔颌面外科领域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也是在那一年，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学会将其最高奖项——“杰出会士奖”授予了邱蔚六。在此前，只有四人获得过这一目前世界口腔颌面外科领域的最高荣誉奖项，而在亚洲，邱蔚六是第一人。领奖时，邱蔚六激动地说：“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它属于中国所有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

手握奖牌，邱蔚六的梦想并没有止步。怎样让患者“Enjoyyourlife”，让他们在切除肿瘤后生活得更好，始终是他的牵挂。邱蔚六说，医学的发展从来没有止境。颌面部肿瘤手术后，怎样让患者缺损部位的功能恢复得更好，是口腔颌面外科团队们需要不断攻克的难题。

邱蔚六的学生、第九人民医院张志愿教授至今记得这样一幅画面：病床上的邱老师身上插着六根导管，面色潮红，汗珠不停地从额头滴下，手上却捧着厚厚的学生论文手稿。那时，身患急性胰腺炎的邱蔚六，刚刚度过危险期就急着为学生修改论文。

为人严谨的邱蔚六从来不给学生讲什么大道理，他就是这样用“身教”，告诉学生什么叫作“永不放弃”。

邱蔚六把每一个学生都视作自己的孩子。他会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为他们规划一条最适合的事业道路。有学生做事细致、凡事追求完美,他就建议其专攻口腔颌面外科的修复整形专业。有学生胆大心细、头脑灵活，他就鼓励其研究颞下颌关节镜这个曾鲜有人涉及的领域。

让邱蔚六忧虑的是，现在有不少口腔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不再愿意从事口腔颌面外科，而纷纷走向牙科或口腔正畸科。邱蔚六深知其中的原因，口腔颌面外科的工作风险大，又辛苦，经济收入却往往不及牙科医生。

更令他揪心的，是医患关系的现状。在疾病面前，医生与患者本是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在拯救生命的过程中，理当齐心协力，如今却似乎成了“敌人”。

“医患矛盾不断升级，让人不由地怀念过去医患之间的信任与尊重。这份信任与尊重该如何重拾？”记者问。

“自古以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人们之所以对医生心怀敬意，是因为医生担负着治病救人的使命，医生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邱蔚六说，“当医患之间的极端事件屡屡爆发，医生的尊严日渐丧失，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是否只专注于知识和技能的提升，而忽视了医德的提高；我们在关注自己尊严的同时，是否同样尊重病人的尊严？”

邱蔚六认为，医生的尊严并不来自他的学历、地位、职称，医生的尊严来自患者的敬重，来自精湛的技术和仁爱之心。“医患关系的改善，虽然离不开医疗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患者的理解，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医生做起，我们做医生的只有从内心呼唤仁术的回归，尊重患者、体谅患者，医患之间的难题才有望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