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找到了上海《解放日报》的诞生地,1999年

1999年3月31日一早，已觉春风拂面，还是有些微凉。我把孩子送去幼儿园，立刻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到报社。一辆小巴载着我们一个小小的摄制组和几位新闻老前辈向着北方驶去，我们的任务是寻找《解放日报》的诞生地。沿途田野上的大片菜花，让丁柯、肖木、史东、印辉、李音、王绪生等老同志想起了1949年的那个春天，那年5月他们从相反的方向沿着沪宁线由丹阳来到上海——硝烟、菜花、火车的汽笛，战地黄花分外香。他们给上海人民带来了一张报纸的创刊号，从此，这张报纸与这个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丹阳古城，是解放战争时期沪宁线上一个重要的城市。为了接管上海，中央从各地抽调5000多名干部，用了20多天的时间在丹阳整训。丹阳整训是解放战争时期围绕在接管上海时应该注意的一系列问题开展的集中培训教育。从上海市情、入城纪律及城市管理、统战政策等方面对部队干部和战士进行培训，制定了“入城十项守则”“入城三大公约”，为顺利接管上海做好充足准备。与此同时，有一群年轻人，在丹阳郊区的一个小村子里正为解放上海后要出的第一份新报纸作筹划。

1949年到1999年，已是半世纪过去了，沧桑变幻也是自然，摄制组想要找到当年的报纸创刊地并非易事。我们第一站到的是总前委旧址纪念馆，想去那儿寻找一些线索。事先没有打招呼，面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馆领导虽感突然，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老同志们已记不起具体的村名了，李音记得有一座桥，上面刻着“荆村桥”三个字。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根据这唯一的线索向当地相关机构打听，知道这座桥在丹阳市郊的荆林镇上。我们终于有了具体方向。下车，跨过一座小石桥，桥身果然刻着红色的细细长长“荆村桥”三字。我们很快就找到了《解放日报》创刊时的旧址——王家祠堂及周围数间老民房，虽然有些破旧，有些已经被拆了，老同志还是很激动。当地的老年村民围上来拉着他们的手，回忆起当年一批戴眼镜的解放军在他们村上生活工作的情景。他们回忆道：“那时解放军住在学校里，就是我们上学的学校。大姑娘样的女兵，住在后面，头上套着东西，那时，我们不晓得什么东西。后来知道，是收延安的电报。”

半世纪后的旧地重游，唤醒了老同志们的记忆。曾任《解放日报》编委的丁柯回忆说：“《解放日报》的发刊词，根据我的印象，是恽逸群起草的。但这样一个重要文件一定是经过前委华东局的同志一道商量写的。记得当时还有夏衍、舒同的参与。我们在这里拿到了第一版。有一个入城的军管会名单，准备刊登在《解放日报》第一版，也是在这个时候定下的。可以说，在这里确定了解放日报进城以后基本的版面与基本的内容。”

肖木说：“我们当时的任务，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办报纸，研究报纸；一部分是到上海接管报纸。当时上海的地下同志搞了一本很厚的资料，送到我们这儿来。就是提供我们了解上海的各方面情况——报纸情况，人员情况，资产情况，政治倾向。这使我们后来接管上海非常顺利。”

印辉的回忆比较感性：“对这个村庄，我当时的印象是环境非常好。因为我们在山东总是看到大山。一到这里，当时正是春暖花开，村子在大河边上。这条大河很宽，我们去河里洗衣服、捉田螺。印象非常深。”

王绪生说：“当时学习的时间比较多，学习入城纪律，听报告，小组讨论。集中学政策这方面的内容。”

史东回忆说：“我们在这儿筹备的同时，上海《申报》的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准备迎接我们的接管，保护《申报》的财产不被分散、不被毁掉。他们做了很多迎接解放和护厂的工作。”

听着老同志的回忆，我们《解放日报五十年》摄制组也很兴奋，这么顺利就找到《解放日报》的创刊地，并且老同志们的记忆力极强，为报史留下了重要的史料。临别时肖木、印辉等表示将向总前委旧址纪念馆赠送当年在丹阳使用的采访包、军用被套及拥军鞋垫等历史实物。2019年我重访总前委旧址纪念馆时果然看到了本报前辈捐赠的解放战争纪念品。

自丹阳回沪后不久，我们摄制组又安排了一场上海地下党组织成员和从丹阳来的新闻队伍的重逢。仿佛历史的重演，夏其言、汤恩燕等上海的地下党成员与丁柯、印辉等丹阳筹备组成员在申报馆门口热情握手。

时隔50年，上海的地下党和丹阳的解放日报筹备组人员再次相会在申报馆里

夏其言回忆：“从解放区来的同志还没到，我们就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做准备工作的，主要是申报馆的读书小组，这个小组由一些进步的小青年组成，在他的领导下。我不出面的，我只跟他单线联系。”

汤恩燕说：“读书小组的同志大概有十五六个人，散布在编辑部、经理部、广告科、发行科。这些小青年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迎接《解放日报》的出版，积极性非常高。要让印刷机、轮转机处于完好状态。要保证有足够的卷筒纸印第一期、第二期的《解放日报》。”

丁柯回忆接管那天的情形说：“那个时候，我们心情非常激动。分坐三辆车子，经过交大的门，经过南京路金门酒店，一直到汉口路309号。我们在丹阳整训了近一个月，入城纪律大家都牢记在心。现在马上要准备在全国最大城市出一张新报纸。”

1949年初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毛主席和周恩来便决定将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名字交给上海，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报名。负责印刷工作的吴以常同志的回忆与这个报名有关。他回忆说：“我安排两个人到了苏州去找制版地方做一块‘解放日报’的锌版。做好版子27日一定要送上海，因为上海等这块锌版派用场。到27日晚上，他们两个人把块锌版拿来了。就是从延安《解放日报》的报纸上翻印出来后重新做了块锌版。”

在范长江和恽逸群等同志的领导下，经过上海和自丹阳南下的记者、编辑一天一夜的奋战，5月28日早晨8点15分，10多万份《解放日报》创刊号与上海市民见面了，很快便零售一空。那胜利的捷报、激昂的发刊词令上海人民欢欣鼓舞，从这一天起，《解放日报》便同上海乃至华东地区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至今已经75年了。

经过在丹阳和上海两地的采访和拍摄，我们记录下了一张报纸不同寻常的诞生过程。那个春天，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