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表现何以“无与伦比”,同样受到碰撞、冲击乃至侵略、压迫

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世界各地先后诞生了众多各具特色的古老文明。时至今日，诸多对人类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古老文明已经湮灭不存。相较之下，中华文明历经5000余年的风霜淬炼，不仅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而且进一步焕发生机活力。中华文明的韧性、耐心、定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

任何一个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必定会受到自然条件、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能否成功应对这些挑战，是决定文明兴衰的关键。

面对各类危机和挑战，中华文明表现出独特的历史韧性，将危机化为生机，为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展赋予了强大的自愈能力。

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始终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较之世界其他文明区域，中华大地的自然禀赋并不突出，各类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初步统计显示，从公元前1766年到公元1937年的3700多年间，中国经历的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大灾害共计5258次，“几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无荒”。

面对频仍的自然灾害，中华民族积极应对挑战，显现出顽强的韧劲。

上古时期，中原一带洪水泛滥，“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百姓流离失所，不遑宁居。华夏先民在大禹的带领下，胼手胝足，“掘地而注之海”，疏通水道。大禹本人更是“薄衣食”“卑宫室”，居外十余年，三过家门而不入。

在华夏先民的共同努力下，最终驯服了洪水，“人得平土而居之”“中国可得而食也”，民众生活重回正常轨道，中华文明渡过浩劫，涅槃重生。

考古发现还证实，在水患频发的长江下游地区，良渚先民修建了较为发达的水坝、人工湖、人工河道，在极力减少水涝灾害危及生产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出先进的稻作文化。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中华文明的早期雏形分布于这一流域。然而，受特殊地质条件与气候因素的影响，黄河下游一带河道极易淤塞，决溢频繁。

据统计，自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的2500多年间，黄河决口1590余次，较大改道二三十次。经战国白圭、东汉王景、北宋高超、元代贾鲁、明代潘季驯等人的接续努力，最终找到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这条较为有效的治黄方略。

历朝历代治理黄河水患的韧劲，使得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区的黄河流域能够一次次从灾害的破坏中迅速恢复，成为宋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守住了中华文明的根与魂。

中华文明不是在静态与停滞之中维持着历史的连续，而是通过不断的变革与更新实现文明的赓续。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历史耐心，清醒意识到“欲速则不达，骤进祗取亡”，将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制度更张放在历史长河的大视野中去关照。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同时把握历史主动，使中华文明的革新得以行稳致远、久久为功。

保持历史耐心，使中国探索出一套既能有效管辖辽阔疆域，又能逐步完成区域整合的地方治理体系。较之夏商周以分权为主要特点的分封制，春秋战国时期创制的以垂直管理为特点的郡县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统一，一步步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的主流。

历代中央政府在大力维护和完善郡县制的同时，并没有搞一刀切，而是充分考虑治理成本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因俗而治”：唐宋时期实行羁縻制度，元明时期实行土司制度，清朝除继承土司制度以外另创盟旗、伯克制度管理西北地区……

传统中国对将处于特殊行政管辖下的地区纳入郡县体制非常审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始于明朝永乐年间，清朝康熙年间后步伐加快。持续数百年之久，才将土官世袭的广大地区改为流官管辖的州县。

这样保持历史耐心，既充分照顾到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宗教背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又稳健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交流交融，推动区域间整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巩固。

保持历史耐心，使中国的赋役体系改革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维护了国家财政经济的总体平稳。研究显示，赋税货币化尤其是赋税白银化，能够减轻封建政权对农民的人身束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具有进步性。

历朝历代虑及货币流通情况和国家控制能力，大体将货币征收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便是对后世赋役征收影响深远的“一条鞭法”，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建立在先前各地徭役折银的基础之上。

嘉靖初年开始，江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在地方赋役改革中推行的征一法、鼠尾册、十段锦法、均平银、纲银法，均具有将徭役折银摊入田亩的内容。经过地方层面数十年的摸索与实践，赋役合并征银、按亩折算缴纳税额的征收制度才正式推向全国。

这是在四川阿坝若尔盖县拍摄的黄河九曲第一湾。

中华文明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漫长的演进历程中，同样会受到其他文明的碰撞、冲击乃至侵略、压迫。但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历史定力，坚定了中华儿女对中华文明的自信。

保持历史定力，坚定了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自信——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首次受到域外佛教思想的冲击。唐代中叶开始，韩愈等人发起“古文运动”，通过“以文载道”阐释儒家仁义道德的价值。两宋时期，程颢、程颐、周敦颐、张载、朱熹等人创立完善的理学，尽管部分受到禅宗的影响，但主要是在深入挖掘战国子思、孟子一派心性之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坚守儒家对于政治、社会、伦理的核心理念。正是由于这份历史定力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自信，不仅没有使儒学佛教化，反而促使外来的佛教中国化。

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欧风美雨的袭来，中国在应对西方列强侵略中节节败退，中华文明在工业时代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即便在这样的困难局面下，仍有相当一批中国人没有进退失据，坚信中华文明不仅不会灭亡，而且可以补西方物质文明之不足。

一战结束后，自西欧游历归国的梁启超相信中华文化“求理想与实用一致”，远超西方“科学万能”的文化，并向国人疾呼：“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着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保持历史定力，坚定了中华民族对民族前途的自信——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在经济上、军事上都远超中国的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怀着“抗战必胜”的自信，展现了高度的历史定力。

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中沉着冷静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具体实力和国际局势，驳斥躁进的“速胜论”与消极的“亡国论”，论述抗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持久过程。这一诞生于国势危如累卵之际的战略论断，从理论高度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定力、对民族前途的坚定信心。

保持历史定力，坚定了中华民族对道路选择的自信——

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条正确道路。

中华文明的韧性、耐心、定力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自愈力、稳健的革新力、坚定的自信力，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特标识，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它有力保证了中华文明的代代相传，也必将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