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墨客为何喜欢去这些上海酒楼,20世纪上半叶
每一个人类生活的空间，都会承载历史和记忆，充满经验和意义。有心人造访一个地点，并不仅仅是看其表面，还常常会联想起此地曾来过的人、曾发生过的事。一个地点，就是一个记忆的落脚点。
「绕疏林觅觅寻寻」
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词社林立，最为活跃的当数舂音词社。该社以被誉为“唐宋至近代万千词家殿军”的朱祖谋为召集人，汇聚况周颐、王蕴章、徐珂、庞树柏等人。这些词人虽然身处喧哗的闹市，耳濡目染着灯红酒绿，但其社集活动地点都是充满古典文化情韵的地方，如古渝轩、徐园、愚园以及昆山刘龙洲墓、苏州天平山等。
古渝轩——
古渝轩，是舂音词社的起社之地。词，从产生到发展与宴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宋代的宴饮生活对词的主体风格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宴乐之席一度是传统士大夫生活娱乐、逞才炫技的一个重要场所。之后，渐渐成为文人谈诗论词的重要依托。舂音词社在这样一个酒楼的宴席上发起词社，可谓顺理成章、理所当然。
1915年春，舂音词社诸成员聚于古渝轩，商讨社集的内容和题目。朱祖谋提议以樱花为题，调限《花犯》，众人称善。
除舂音词社之外，这一时期的其他文学社团也多有起社于酒楼宴席之所。比如，由寓沪遗老发起的“一元会”，就在别有天饭庄兴起。
古渝轩，顾其名可思其雅，是当时上海滩上一家颇有名气的川菜馆。“沪上酒肆，初仅苏馆、宁馆、徽馆三种，继则京馆、粤馆、南京馆、扬州馆”，四川菜馆是后起之秀。
徐珂在《可言》中介绍：“沪之蜀、闽酒楼相踵而起，固有之京、津、粤、甬、扬、镇诸馆为之减色，徽肴更无论矣。”《民俗上海》记载，川菜，源于“天府之国”巴蜀，其主要风味特色在于调味特别丰富，享有“百菜百味”之誉。其特点不仅味辣，还有“七滋”“八味”。“名店先有古渝轩、都一处、聚丰园、蜀腴饭店等川菜馆，现有四川饭店和小四川两家。”
不仅舂音词社于古渝轩起社，当时很多文人的交往活动也经常在此进行。张元济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古渝轩，如1918年“应酬”一则中就记载“袁伯夔、夏剑丞午刻约古渝轩便饭”“应酬午徐积余约至古渝轩便饭”“应酬午约章行严、张榕西、谷九峰、丁佛言、谭大武在古渝轩便饭”。
另外，《陈方恪年谱》提到，陈方恪于1916年11月“随散原老人赴上海”，李瑞清、李拔可、夏敬观、朱古微、俞明颐等在古渝轩接风。陈三立作诗《集客古渝轩沽饮食牛尾》云：老饕咄市人，流沫危楼上。一呷牛尾羹，据席谈霸王。晴旭翻深杯，四壁写醉状。各有伤心句，欠付旗亭唱。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维新四公子”之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绝食五日而死”，有《散原精舍诗》等作。梁启超称赞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
徐园——
徐园是一座私家花园，其正名为双清别墅，是海宁世商徐棣山于清代中叶而建。目前可确定，舂音词社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社集活动都于徐园举行。
据《上海文化源流辞典》介绍，徐园旧址本是在唐家弄。1899年，徐氏之子徐贯云、徐凌云另觅址康脑脱路重建，于1909年竣工。康脑脱路是一条越界筑路，“谁也管不了”。这导致该路段的社会秩序相对混乱，却也使得区域气氛相对自由。
在康脑脱路上的徐园，著名的南社也每每于此集会。可惜，它在“八一三”战火中遭到烧毁，“园址一度作为大明造纸厂、华德灯泡厂厂址”。
徐园是舂音词社社集活动次数最多的一个地方，不仅设有昆曲传习所，还有草堂春宴、寄楼听雨、曲榭观鱼等12个景点，将江南古典园林的意趣包揽无遗。园中的吸水机、喷水机，又将西式建筑的风格融入其中，与传统园林相比多了些时代印痕。
愚园——
愚园是沪上名园，在静安寺东北方向，前身是西园，后为“宁人张氏购筑亭台花木、参差湖山曲折，更名愚园”，其旧主题联云“关心燕燕莺莺，绕疏林觅觅寻寻，浑不间暮暮朝朝、风风雨雨；触目红红翠翠，度曲径行行去去，越显得齐齐整整、嫋嫋婷婷”，题曰“东园载酒西园醉，花下题诗月下歌”。
愚园未废时，“其假山上有花神阁，春秋假日，游屐甚众”，有亭、台、林、木之胜，“和张园一味空旷大相径庭”，且蓄着猩猩、孔雀、吐绶鸡，俨然有早期海派园林之范。
刘龙洲墓——
龙洲墓是舂音词社第九次社集活动的地点，亦是此次吟咏的主题。余天遂《沁园春》一词的小序记载了相关状况，并对龙洲墓进行了简单介绍。龙洲，即刘过，字改之，少怀志节，读书论兵，好言古今盛衰之变，但屡试不第，终一生布衣。
刘过与辛弃疾相交，其词亦有辛派之风，颇为豪放慷慨。较能代表刘过词作特色的，主要是那些感慨国事、大声疾呼的爱国词作。舂音诸子的昆山之行，特意拜谒龙洲墓，也是借以表达对国事的挂怀，抒发对时事的不平。
天平山——
舂音词社的第十四次社集活动，诸君子赴苏州天平山。天平山位于苏州城西30里处，古称白云山，又名赐山，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先祖归葬之地。怪石、清泉、红枫是此山之“三绝”。顾禄所记《清嘉录》云：郡西天平山为诸山枫林最胜处。冒霜叶赤，颜色鲜明，夕阳在山，纵目一望，仿佛珊瑚灼海。
由顾禄所记可知，天平山之红枫确为一胜景。夏敬观社课《霜叶飞》记此行时间是“丁巳九月”，正是晚秋时节，想必红叶已经红遍山野，词社诸君子正好可以目睹顾禄所谓的“珊瑚灼海”之景。
「“伤心人别有怀抱”」
词社是一个群体活动。如果说成员之间的交往聚集是“人和”的条件，那么社集活动地点的选择则有其特殊的“地利”要求。
第一，交通便利。
词社成员众多、众口难调，故聚会地点一般要求交通上比较方便。若偏僻难行，能到者寥寥，则难以成兴。舂音词社活动所选择的地点相对都是交通较便利之处。比如古渝轩，作为一个有名的川菜馆，单从生意角度来考虑，其地理位置必然是有优势的，应该是交通便利之所。
从张元济等人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一般的设宴款待亲友，皆首选古渝轩。这说明，古渝轩不仅交通便利，可能离这些文人的居所也不远。若是路程较远，即使交通方便，也不至于如此高频率到此赴宴。
苏州与上海虽是两座城市，但相距甚近，有陆路直达。20世纪上半叶，由上海赴苏州较其他城市更为便利。
第二，地点要雅。
近代上海词人更爱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婉转清脆的传统唱腔、窑藏多年的烈性白酒、地域传承的经典菜肴等一切可以引发怀古幽情的种种元素。徐园、愚园的园林意趣，可助长文人雅兴。这种文雅清幽的氛围与“香槟酒气满场飞，钗光鬓影晃来回”的西式舞厅差异非常大。
第三，具有开放性。
古渝轩本就是面向公众、以营利为目的的场所，其开放性自然不必多言；刘龙洲墓、天平山等地，是当时人们喜欢的郊游之地，也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徐园和愚园，本是私家园林，若在之前自然是闲杂人等莫入，但舂音词社的社集活动较多选择二者恰恰得益于当时的园林开放政策。
上海的私家园林多建于明清之际，构园思路以传统的山水写意为主。20世纪早期，受西方人设立各种公园的启示和示范，一大批私家园林先后开放。西人虽在上海设公园，却因严重的种族歧视，“不放华人入园”，如当时外滩的“公家花园”就不对华人开放。国人一方面受此刺激、一方面得到启发和示范，“自19世纪80年代始，上海一些著名私家园林相继以免费或少量收费对公众开放”。这些开放的园林向公众收取少量的入园费，但价钱划算，如愚园园资每客“售小洋一角，与张园同”。这不仅吸引了大批普通市民前往，更成为具有传统文化情韵的文人团体聚会首选地。
进一步来看，避居沪上的舂音诸子所选择的社集活动地点偏重于具有传统风味的酒楼、园林，也暗示了他们“伤心人别有怀抱”的复杂心态。这大概是寄居海滨的迁客们所共有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