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浮桥案：“罗生门”背后的乡村公共服务需求黄德义|村民|吉林浮桥
7月13日，正逢雨季，在洮儿河北岸的古城村，河面上漂浮着几节铁船。有村民正划着小木舟，去对面的农田里投放地笼捕鱼。
两天前，这里还是一座由铁船组成的移动浮桥，连接着村庄和对岸的田。浮桥的修建者古德伍解释，洮儿河的汛期已经开始，为了防止桥体挡水影响泄洪，水利部门和乡里来提醒他“拉掉”了部分船体。
“我们村对面全是地，桥全拆了大伙儿怎么种田？村里多少有些照顾。”他说，等到了今年秋收，浮桥“必须得重新拉上”。
洮儿河畔曾出现过不少村民自建的浮桥，因未经审批、影响行洪等原因陆续拆除，这在当地并不是稀奇事。
今年6月，在古城村的对岸洮南市，一桩“私搭浮桥被判寻衅滋事”的案件却掀起了舆论风波。洮南市振林村村民黄德义私设浮桥并进行收费。浮桥三次被水利部门拆除后三次重建。2019年12月，黄德义和家族成员共18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今年3月，他对定罪结果提出申诉。“是否强制收费？”“谁挖坏道路？”......事件的“罗生门”吸引各大媒体涌入洮南市。案件目前仍在审查中，存在诸多疑点。
浮桥案的舆论声量在减弱，案件背后的乡村公共服务需求正在被“看见”：这些浮桥为何而生？建桥有哪些矛盾与困难？是否给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带来反思？
古城村的浮桥被“拉掉”了一部分。
源于农耕的桥
白城市现有耕地2136.59万亩，人均耕地在吉林省居首位。一条洮儿河自西北向东南穿越白城，分隔洮北区和代管县级市洮南市。算上其支流蛟流河，两河沿岸有67个行政村。
河上建有3座桥梁：一号桥、满洲岱桥和镇西桥，间距分别为27公里、43公里。3座桥梁已有三四十年历史。
黄德义所在的振林村，位于洮南市瓦房镇，距满洲岱桥直线距离27公里、距镇西桥直线距离16公里。
黄德义曾在采访中表示，建桥的初衷是自家在对岸有6垧土地。
洮儿河两岸行政区域不同，农田基本没有交叉。不过，沿岸村民对1998年的特大洪水印象深刻：水流的冲刷，防汛堤的建设，让洮儿河部分河道改道，一些村庄的土地因此变换位置，到了河的对岸，另一些村庄则在河岸边留下了不少只有沙砾的荒地。
2000年后，沿岸村民开始自发开垦这些荒地，遵循“谁先耕种谁得利”的原则。黄德义便在对岸的安全村自行开垦了河滩荒地，铺上肥土，种上水稻。为此，2005年，他花费4000多元建造了一座船体浮桥，方便去对岸耕作。
洮儿河振林村段的航拍。图源洮南市水利局
沿着洮儿河畔一路向西，在洮南市福顺镇的中心村、大榆树村、富裕村，洮北区的古城村，都有村民指出村里曾出现过浮桥。
古城村和振林村的情况有所不同。45岁的周福从小便在村里长大。他说到，河对岸并没有村落，对岸的土地被分配给了本村村民。村里有2000多人、200多户，其中100多户在对岸有人口田，即家庭承包土地，加起来接近200垧。
他提到，浮桥的建成节省了村民运粮的时间和成本。
20世纪末，每逢秋收，周福便开着他的四轮拖拉机，通过西边的洮南一号公路桥，绕行30多公里到对岸的土地收割庄稼。拖拉机去时空载，周福只要开一小时，但回来时装满粮食的拖拉机有7000多斤重，周福怕车子抛锚或倒溜，只得开开停停，至少花上一个半小时。
周福回忆，当时有村民在河道里搭上木头桩子，再在上面铺上木板。但重型拖拉机没法在木桥上平稳通行。
1998年，周福家开始在洮儿河上摆渡。他先把绳子的两端系在岸上，再把小船和大船连在一块儿。“大船先载上车，人在小船上，拽着上方的绳子向岸上拉。”春种秋收时，古城村的农户需要忙到半夜，甚至整宿不停，周福只得住在附近的小瓦房里随时待命。他每天来来回回“薅船”，手上逐渐爬满了茧。周福干了十多年，实在“整不动了”，便把大船卖掉专心干起农活。
54岁的古德伍是周福的邻居，也曾在洮儿河畔摆渡，他在河对岸有一到两垧人口田。2015年，他花费十几万元买了38吨铁，造了4条铁皮船，在河道上用销子连接成了一座船体浮桥。
“万来斤的车过去也没啥事。”周福描述，从此他到对岸只要三到五分钟。
古城村的河面上仍有村民的小木舟。
曾经，农忙时周福会住在瓦房里。
白城市水利勘测设计院编撰的《白城市洮儿河“一河一策”方案》显示，2018年洮儿河上至少同时有7座交通便桥存在。该方案指出，这些便桥在河道内设障，属于违章建筑，存在安全隐患。
而根据我国《水法》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桥梁，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技术要求，并通过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否则涉嫌违法。
2007年开始，洮南市水利局水政监察大队已经拆除洮儿河上非法浮桥11座。古城村，是目前白城市里少有的，依旧保留浮桥的村庄。
共识和矛盾
2014年，黄德义东拼西凑了13万元，焊接了13条铁船，将原有浮桥改造为固定浮桥。他在此前采访中提到，当时走访了洮儿河周围有浮桥的村庄，发现这些桥的收费起步价至少10元。于是，他为浮桥制定了“小车5元大车10元”的收费标准，安排家里的亲戚轮流值班。但他自称收费是“自愿”的。
当时，振林村的小卖部老板岳国友每周要开一次货车，到河对岸的白城市区进货。黄德义的浮桥是他每次进货的必经之路。
岳国友和黄德义同住在振林村二屯。他笃定，浮桥的值守者很少会问本屯的人要钱。“我俩一个族谱的，都一块儿长大，低头不见抬头见，好意思收你钱吗？”岳国友笑道，但他心里有数，进货是以盈利为目的，因此他每次会给2到3元的过桥费，有时拉的货多，给10元钱也成。
小卖部老板岳国友展示他的货车。
在古城村，古德伍的浮桥也得收费。周福表示，费用按人口地的面积计算，300元一垧地每年，秋收后统一结算，平时偶尔通行就免费。周福同样认为这笔钱“理所应当”，这是本村人都有的“共识”。
每年农忙时节，周福和村民们开着拖拉机在桥下自觉排成一队。他会心里默默记下自己是第几号，看前面的空车上了桥，就赶紧跟上。在农田里收割时，他也不敢停下怠慢，生怕耽误了后面人排队的时间，没人会争抢。
“你上屯里打听我，有因为过河和任何人干过架没？”古德伍嘀咕，只有那外来的出租车“小心眼”。
和本村人不同，古德伍对外来的过桥车辆收取10元左右的通行费。有一次，洮南的出租车司机想过桥却不肯交钱，立刻就向当地派出所举报浮桥收费，最后还是副驾驶的乘客掏了钱，说“算了得了”。
这是古德伍修桥收费以来，遇到为数不多的矛盾之一。“如果没啥过节，谁会告你？”
2016年至2018年期间，洮南市水利局四次接到举报，黄德义“违法建桥收费”。前三次，黄德义被拆桥与罚款，但仍然继续建桥收费，并逐渐给桥加固，在河床里打入钢管。
2019年的判决中，黄德义等18人涉嫌“寻衅滋事罪”的依据包括违法搭建浮桥、强拿硬要他人财物、占用公共资源等。
安全村村民抱怨，黄德义强制收费，收费标准有点高：自己去对岸拉玉米，空车过去10元，重车回来就是30元，少一分也不行。“每一阶段都是不同的人在轮班看着，股份制似的。”
黄德义对媒体的解释是，一刻不落是怕万一出危险。浮桥是单行道。且值班的亲戚都给修桥出过钱，得让他们挣点工资。
举报者之一、安全村党支部书记谷天福向媒体指出，黄德义为了强制过往车辆通过浮桥，破坏了河床、挖断了道路。洮南市河道堤防管理站工作人员证实，浮桥边有人为机械挖出的沟坎，但没有证据指向是黄德义所为。
黄德义不承认挖河。他回应，谷天福举报是出于和自己的土地纠纷。黄德义因为在安全村的土地承包款问题，和安全村村委打了多场官司。
这些利益之争，激化了浮桥的收费矛盾。一时之间，“是否强行收费”“谁挖坏了道路”难以拨云见雾。案件目前仍在审查中。
7月12日后，谷天福已拒绝接受采访，黄德义的电话再也没能打通。
2018年，黄德义的浮桥被拆除。图源洮南市水利局
资金分配之困
洮儿河上曾出现过的非法浮桥，多为村民个人所建。而在个人建桥之外，若符合相关法规和审批流程，村委会也可以自筹资金进行桥梁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振林村，不少村民对此摇了摇头，他们鲜少和村里主动提起建桥的事。“村里哪有这钱，有这能力啊？”
7月12日，振林村党总支书记胡宝玉驱车前往洮儿河畔，接受不断涌来的媒体采访。
胡宝玉的车已满是泥点。
胡宝玉在河边为记者讲解。
“全村五个自然屯，总户数567户，户籍总人口1500人，目前在家的有320多户，常住人口630人左右。”行车途中，61岁的胡宝玉不停拿起电话回答对面的提问，额头铺满汗珠。
他指出，振林村村集体建设经费的两大主要来源是中央财政下达的村级转移支付，即财政拨款和机动地的承包费。
“去年咱们村的转移支付是15.2万元，其中所有村干部一年的工资就要花掉9万多，剩下的还要交电费、自来水费、纸张印刷费等等，实在不够用就用工资垫。”胡宝玉一年的工资为2.58万元，他自称“工资好几年都没有拿出来了”。
机动地则是农村集体土地分配后预留下来的土地，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合法拍卖。“咱们村也就这点收入了。”胡宝玉表示，一垧机动地底价为1.1万元，最高价为1.5万元。即便如此，在全村417.71垧土地中，机动地仅有2.6垧。
“就和小门小户过日子一样，有多少钱掂量着来呗。”胡宝玉苦笑。振林村二屯的社主任曾庆波补充道：“村里现在还拉了好几十万饥荒呢。”今年的村容环境整治已经花了村里不少钱，之前想搞农村经济合作社，牌子都挂好了，结果因为没钱运转不了。
胡宝玉对建桥感到为难。“村里只有黄德义在对面有90亩土地，其他村民在对面都没有地。你让他们跟他黄德义去修桥，他们会去吗？老百姓就出个行，一年去不了白城一趟，你让老百姓又出钱又出力的，他们能收回来多少？”
振林村无法自筹资金建桥，洮南市政府对资源分配也有顾虑。
此前，洮南市副市长刘洋曾向媒体指出，“政府开展工作是有排序的，像振林村，只是为了去白城方便，农耕需求不强烈，近年常住人口又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就往后排。”他介绍，洮南市已经规划了一座位于满洲岱桥和镇西桥之前的公路桥，建成后距离振林村二十多公里。
洮南市交通运输部门工作人员则表示，一地是否需要建桥取决于多个因素，其中包括这座桥以及桥所在的道路在整个洮南交通路网中的地位和作用，洮儿河属于季节性河流，枯水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修桥投资较大，也要根据洮南市的财政情况。
近年来，洮南市财政收入有所下降，2016年该市财政收入7.6亿元，2022年下降到3.88亿元。2021年，洮南市还将财政收入预算由6.5亿元下调到5.3亿元。该年政府财政预算调整报告显示，预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有土地出售收入没有达到预期，洮南药业的收入下降。
7月14日暴雨，洮南一号桥仍有不少车辆。
喧嚣过后
7月12日午后，振林村河畔，一座灰蓝色的施工瓦房伫立在泥地上，一旁的拖拉机正发出低鸣。偶尔有穿着橘色背心的工作人员经过，脚边溅起几滴泥点。
5天前，胡宝玉接到市里的消息，得知原浮桥附近即将建一座便民桥。“等把路填平了，设备就都能进村了。”他说道。
根据洮南市交通运输局的说法，这座便民桥的设计和项目手续，预计在9月秋收前完成。此后是否要建立一座永久性桥梁，还要根据便民桥的车流量大小、经济效益等进行评估。
胡宝玉长舒一口气，媒体的车已经陆续撤场。他心心念念，回家坐下好好吃一顿饭，抱一下孙子。
互联网的喧嚣过后，振林村正逐渐恢复平静。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杨传开看来，这场舆论的声量不该没有“痕迹”。
杨传开说到，修桥背后，是对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反思。不同村庄的资源配置原则上有固定标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分布、地理位置等因素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在制定配置标准时，应该对村庄差异化管理，把规划“做实做细”：规划里不应只有大的工程，也该“看见”一些例如过河的边缘性需求。
在这些需求落地时，如果存在资金的难题，能否丰富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比如引入市场或乡贤的投资，由政府进行规范化管理和维护。
此前调研时，杨传开观察到，很多村庄因为人口流失、村干部的老龄化等原因，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并不高，因此目前还是要以自上而下的服务覆盖和引导为主，村里自下而上的参与经常会出现“无序”的情形。但他不免在想，随着城乡融合，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秩序，是否会发生变化？
今年49岁的曾庆波戏谑，自己可算是振林村的“年轻人”。此前，进振林村的水泥路还有一里地没修完，坑坑洼洼的积水很容易让小轿车熄火。以老人和小孩为主的振林村村民，没有精力“去干那玩意儿”。直到前段时间，一些在外务工的青年回到了家乡。
振林村的道路仍有不少坑洼。
7月2日，曾庆波打开微信群，发现这些年轻人一家出动了一台铲车，利用村里闲置的砂石，把这五六百米道路上的坑洼，“不管是不是在自家门前的路段”，全给填平了。
“这边一车斗砂石翻下去，那边儿接着推开铺平，半天就完事儿了。”曾庆波眉飞色舞地描述着。回村后他便给年轻人们买了水，在群里回复了几个大拇指，“修路是好事儿，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