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将愈发精彩,上海戏剧学院特聘教授扬·舒特：支持年轻人敢闯敢试新闻|上海|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市民热爱艺术，上海这座城市也在引进全球资深艺术工作者、艺术教育家方面发挥着强大吸引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电影导演扬·舒特就是其中一位。

2020年9月，扬·舒特来到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全职担任特聘教授。他潜心教学，对如何培养更多创意人才、上海如何成为一座更具吸引力的文化创意之城，拥有独到见解。

扬·舒特2020年9月起，在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全职担任特聘教授，接连入选国家和上海市高层次人才计划。所执导的电影曾获弗朗索瓦·特吕弗奖、德国电影奖、威尼斯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等。在哈佛大学和哈佛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任教多年，曾任德国电影电视学院校长、美国电影学院院长。

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一个叫作“上海”的餐厅

上观新闻：您曾在大学里学习文学、哲学和艺术史，后来却成了电影导演。是什么机缘让您成了一名电影工作者？

扬·舒特：16岁那年，我迷上了摄影。在一些机缘的促成之下，我开始为一家专门做体育报道的报纸撰写新闻。差不多到了17岁，我为一份在德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足球杂志拍摄比赛现场照片。那时，每一场足球赛都需要两位摄影记者，分别从赛场的两边抓拍精彩瞬间。我有幸成为两位摄影记者中的一位。

刚从高中毕业不久，我开启了一次长达数月的独立旅行，从德国出发，先坐火车去了俄罗斯，然后坐船去了日本。我在日本停留了四周，然后从那儿出发，去了中国台湾和香港。当时，我非常向往能到中国大陆旅行，但由于没有签证，只好放弃。

我一边旅行，一边拍摄了大量照片，回国后还举办了一场摄影展。我开始在一家电视台做记者，同时为一份新闻杂志工作。在那段日子里，我拍摄了大量30秒、50秒、60秒的新闻短片，几乎尝试了各种题材。差不多到了23岁，我拍摄完成的短片作品已达数百条。尽管从时长来看，它们都非常短，但对我本人而言，拍摄这些短片的经历就是我的“电影学院”，也是我后来成为职业电影人的起点。

故事片《Dragon’sChow》拍摄于1987年,曾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

大学毕业后，我和朋友一起写剧本、拍故事片。我们结识了一个在港口一带兜售鲜花的人。他是一个移民，在一家中餐厅遇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服务员。我们的剧本就以他们俩之间的故事为蓝本。整部影片的第一句台词就是用中文说的。剧中的餐厅，也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一个叫作“上海”的餐厅。

上观新闻：您的第一部影片就和上海非常有缘。据说它后来受邀参加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还获得了前往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放映的机会？

扬·舒特：对。它先后拿了三个奖，带给我和朋友非常大的惊喜，但它其实是一部规模非常小的制作。

上观新闻：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这部影片获得了认可？

扬·舒特：两位主人公都是移民。故事讲述了他们想一起从事一点非常简单的营生，但即便他们想做的事是如此简单，依然没能得到实现愿望的机会。

我选择以一种尽可能简单和直白的方式拍摄这部影片，把关注点集中在了描画人物上。我试图探讨，在德国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该如何对待那些来自不那么富有的国家的外来者，是以一种比较粗粝的方式，还是其他。影片以一种既不怜悯又尊重个体命运的立场，描绘德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我想，可能是这一点打动了观影者。

后来，我的不少影片获得了一些国家级电影节和国际电影节的认可。如果说它们有什么共通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很关注人，关注人的际遇和命运，而且都是独立制作的影片。幸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正好有很多的电影院和电影节，给了这些影片与世人见面的机会。

是这些机会成就了我们，还给我们带来很多支持。这些支持和机会使我得以继续尝试各种类型的影片拍摄和制作。

纪录片《UggeBärtle–Sculptor》拍摄于1982年，曾在奥伯豪森电影节获奖

在上戏执教让我有机会把多年跨文化教学所得带给中国师生

上观新闻：20世纪90年代初，您开始在拍摄影片的同时，到一些电影学院里任教。

扬·舒特：有一所学校问我是否可以去为学生上课，我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那段日子，每两年我会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学校里教书。

30多岁时，我遇到了我的太太，那时她已经有3个小男孩，后来我们又拥有了一个女孩。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以后，我的时间就分成了三块——拍电影、教学、陪伴家人。差不多在那时，我受邀赴哈佛大学任教。2005年前后，我们在美国度过了两年。我会在美国教一阵子书，然后回德国拍电影，再回到美国教书。

教学工作对于我而言越来越重要。差不多在我53岁的时候，我接受了德国电影电视学院校长一职。这也意味着，我的电影拍摄工作只能暂告一段落了。

故事片《OldLove》拍摄于2001年，曾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

扬·舒特：我对自己说，“你已经拍了25年电影了，接下来就好好教书吧，不能什么都想干好。”更何况，在我看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书上，对我的家庭而言，是一个更好的决定。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四年多，直到美国电影学院与我联系，邀请我担任院长。美国电影学院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学院之一。那时，我的孩子们也长大了，我和太太商量过后决定接受邀请，在那儿一待就是五年。

也是在美国电影学院任上，我和中国同行有了交流和联系。他们邀请我来中国开设小型工作坊。一些好友先行来这里任教，也让我对这里有了更多的了解。

因为朋友的牵线，结束在美国电影学院的任期回到德国后，我有了更多来中国交流的机会。我在杭州的浙江传媒学院教过两年书，在那儿遇到了上海戏剧学院黄昌勇院长。黄院长邀请我来上戏教书，那是2019年秋，我答应了。

2020年9月，我正式到上戏电影学院任教。和我一起来任教的还有基斯·范·奥斯特鲁姆教授。他是我工作上紧密的合作伙伴。

上戏是一所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艺术类高等院校。黄院长非常看重我在欧洲、北美洲多个国家、多所电影艺术院校工作过的经历，希望我把国际化的视野、理念、经验带到上戏校园，给这里带来新知识和新气象。他还希望，我的教学方式能给这里的教师们带来启发。能有机会把多年跨文化教学所得带给中国师生，我感到非常高兴。

故事片《TheFarewell》拍摄于2000年，曾在戛纳电影节获奖。图为剧组工作照。

上观新闻：在多年来的跨文化交流和执教经历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扬·舒特：最大的收获是跨文化的视角。

正如你昨天在我的课堂上看到的，那是一堂名为“编剧工作坊”的研究生课程。在课堂上，我、助教和学生们会围坐成一个圈。课堂的流程通常是学生轮流朗读自己撰写的剧本大纲，学生之间互相提问，由我来穿针引线，引发讨论，学生之间再次互相交流和提问。

上观新闻：我注意到，您会介绍自己在剧本相关场景中的个人体验与观察，引导学生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相近题材的表达与呈现，但在主持和推动讨论的过程中，似乎总是有所克制和保留，希望把更多的时间和讨论空间留给学生。

扬·舒特：是的，相比由我来提问，我更希望他们能够彼此提问、交流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我扮演的是“思考的助产士”的角色。

结合他们创设的剧情和场景，我会选一些电影片段播放。这些片段有的擅长架构故事，有的洞察人性细微，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应对、表情等细节传递信息、推动情节。

我非常希望能够启发他们去思考一些人类生活中共通的命题，探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人在创作中的匠心与差异。

我的学生还很年轻，大多20多岁，真实确凿的人生经历和阅历可能是他们比较缺乏的。我认为自己最应该做的，就是启发思考，引导他们去感受而不是接受一些将剧本变为电影的方法，推动他们的思考不断深入、再深入。这是我在教学中非常在意的部分。

我相信，他们会慢慢地找到感觉。无论对自己的创作，还是对他人的创作，形成独立、深入的见解。

故事片《Supertex》拍摄于2003年，曾在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获奖

没有一个问题是愚蠢的，问得越多，学得越多

上观新闻：您在过往的教学中，培养了不少优秀的电影人才。您在哈佛大学任教时所培养的学生达米安·查泽勒于2017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担任美国电影学院院长期间，该学院的学生多次在学生奥斯卡奖中斩获奖牌。能否讲讲您最喜爱的学生？他们一般具有怎样的特质？

扬·舒特：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不同学生各有特质和所长。

笼统地说，德国学生极富批判精神。他们擅长思辨，但过分看重思辨也会成为一把双刃剑。有时候，过于具有批判精神会让他们对生活缺乏热情。

美国学生总是充满了奇思妙想。其中一些人对于能否有机会进入好莱坞工作过于看重，这对他们的长远发展而言未必是好事。

中国学生最大的特点是对学习充满了热情，对探索新知总是抱持开放的态度，在学习中如饥似渴。如果说有什么地方可以更好的话，我认为，他们可以在创意创新方面更积极、更勇敢一点。

我曾经和我的中国学生聊起和教育有关的话题。他们告诉我，自己从小被要求在课堂上紧跟老师的思路。老师会问很多问题，但向老师提问就不那么受欢迎了，“经常提问的人会被认为有些笨”。

听到他们这么说时，我会强调：“在我的课堂上，提问永远会受到欢迎。你们应当在意自己的判断和思考，而非紧跟老师。你们必须重视创意，敢于创新！”

我始终认为，没有一个问题是愚蠢的。问得越多，学得越多。拥有自己的判断和想法非常重要。我会鼓励他们但说无妨，“我会帮助你们！”

我一般不会告诉学生他们应该怎么做。取而代之的是，我会努力帮助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尝试，离目标近一点、再近一点。在课堂上，我会提供大量的练习机会，帮助他们学习和感受孵化创意与创见的方法。

我相信，只要他们敢想敢试，一定会有灵感从头脑中迸发而出。

一眨眼的工夫，这是我来上戏教书的第四年了。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每一年，我们都会收获比上一年更优秀的学生。每一年都是如此！

面对学生们，扬·舒特教授总是希望扮演“思考的助产士”的角色

扬·舒特：我也很好奇原因是什么。

想了很久，我认为答案可能是，这些年，校方改变了入学考试的方式和筛选学生的标准，比如调整面试、高考成绩等在整个选拔标准体系中的权重，使选拔更有可能反映出一个学生的综合实力。是这方面的变化和勇于尝试，让学校遴选到了更好的学生。能拥有更优质、更聪明的学生真是太好了！

我们的学生越来越优秀，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也非常重要。那就是，上戏是一所艺术氛围浓郁的院校，深谙艺术人才培养之道。

学校有一些管理者和老师本人就是文学家、艺术家、人文艺术工作者、创意工作者。他们不仅会创作，更懂得如何让创意发生。他们基于这一点来管理学校、为师生提供支持。

无论是教学还是管理，校方总是试图站在师生的利益和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且非常重视和尊重艺术家的意见。

上观新闻：重视和尊重艺术家的意见和艺术创作规律，对于一所艺术类院校而言非常重要。

扬·舒特：没错。不像在有的院校，可能行政管理人员只是从事行政管理。这会让他们更多地站在行政管理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打造一所富有创意的学校的角度思考问题。我很高兴，上戏没有这个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

如果能长期坚持这一点，我相信，将有更多积极的变化发生，让这所学校越来越好。学校越好，学生也将拥有更大的舞台、更好的发展机会。

上观新闻：如今，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迭代越来越快。短视频搭载着移动客户端，占据了越来越多人看手机屏幕的时间，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对严肃思考和深度人文艺术作品的耐心和态度。在您看来，这会给电影的生产、制作、教学带来影响吗？

扬·舒特：我认为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有更多技术和设备被引入校园，成为师生获得更多实践机会、从实践中学有所获的工具。我们需要学会与新技术共舞。当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电影制作变得更简单、更便宜、更有效率，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电影和电影创作而言，技术永远不是那么重要，讲故事才是核心。

哪怕是一个非常便宜的、花20美元就能买到的相机，人们都有可能拿着它，拍出一张伟大的照片来。而能否拍出一张好照片，决定性因素绝不会是那个相机有多好、多贵，而是相机背后的那双眼睛、那个拿着相机想要拍摄的人。

上海是一座友好的城市，生活气息浓郁，让人身心舒展

上观新闻：您因教学与上海结下了更深的缘分。在您的感受中，上海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扬·舒特：1988年，我拍过一部纪录片。主人公是一位德国青年。他从纳粹集中营逃脱后幸免于难，多方辗转后在上海安身。

我有一个好朋友，来自奥地利，也是一位知名的演员。他的父母在二战期间得到了上海的庇护和接纳。我和太太曾去位于虹口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参观，在墙上看到了他父母的名字。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因为这些过往，在我的心目中，上海一直是一座待人友善的城市。如今，我每年有9个月在这里工作、生活，对上海的友好感受更深了。

纪录片《LostinAmerica》拍摄于1988年，曾在奥伯豪森电影节获奖

上观新闻：您对在这里工作、生活感受如何？

扬·舒特：我在工作上得到了学校很大的支持，有两位年轻教师全程支持我的教学。他们都非常优秀，是很好的帮手。日常教学之余，推动国际交流合作也是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疫情期间，当线下国际交流遇到困难时，我会通过视频会议等线上方式，引荐国际知名电影人为学生开设讲座。眼下，我正在为电影学院的师生组织国际交流项目，也在推动上戏加入世界影视院校联合会等国际组织。

生活上，我觉得上海是一座让人身心舒展的城市，不仅生活便利、交通发达，整座城市的环境也十分宜人，处处见绿。我非常喜欢中心城区四处可见的小店、市场。它们比大型商场可爱多了，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上海还有世界上最好的咖啡馆。最近，我太太正好来上海，我带她去了我最喜爱的咖啡馆。它离上戏华山校区不远，步行可达。店家对客人非常友好，坐在外摆位看看街景和行人，让人感到格外舒心。去的那天，我们还和店员合了影。

采访结束后，记者走访了扬·舒特教授喜爱的咖啡馆。柳森摄

上观新闻：听说您热爱骑行，还参加了市民组织的骑行发烧友俱乐部。

扬·舒特：是的。我有两辆可以参加公路自行车赛的自行车，在中心城区骑，也到郊野骑。

天气条件允许的周日，我会提前规划好路线。清晨5点左右从位于闵行的上戏昌林校区出发，骑上两个小时左右，回宿舍喝咖啡、吃早餐。

扬·舒特教授喜爱的骑行路线之一

上观新闻：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您对上海包括剧场、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文化设施如何评价？

扬·舒特：这里的公共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这次我太太来探亲，我和她一起观看了很多展览，还去现场聆听了俄罗斯女高音歌唱家安娜·奈瑞贝科的独唱音乐会。

平时，如果要和朋友谈合作，我经常会约他们在浦东美术馆见面。那里总有很棒的展览，顶楼还有风景一流的餐厅。

遗憾的是我不会中文，看中文作品很难触及精华。而且，你知道，中文是一门复杂的语言，学起来不怎么容易。如果未来我有机会在这里长期工作，我很想花点时间好好学习一下中文。这对于我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和这里的人们展开更深入的交流，都非常有必要。

上观新闻：您认为上海是一座可以给人带来创意和灵感的城市吗？

扬·舒特：在很多人眼中，我是一个电影人。但在我自己的理解中，我的工作的核心其实就是发现人、感受人，然后记录、呈现他们的故事。从这一点上而言，中国社会近些年的社会变迁中有很多值得记录的故事，尤其是家庭故事。上海也是很多有趣的家庭故事的发生地。

这里有生活，这是一座注重生活品质的城市，而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激发创意和灵感的富矿。

上观新闻：很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十分重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上海也在努力成为一座更富创意、更具活力的城市，渴望培养、吸引更多优秀的创意人才。在这方面，您有何建议？

扬·舒特：面对这样的目标，人才培养和人才扶持是最重要的，尤其要支持年轻人敢闯敢试。请相信，他们一定可以为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的精彩。

在人才培养方面，站在培养创意人才的角度开展日常教学是关键。在我所工作的上戏电影学院，有着非常美丽的校园，功能齐全的教学楼，各种用途的工作室、录音室、演播室等。略有不足的是，我们现在可用于电影制作的设备还不够。

这需要政府更大的投资，需要更多人员和技术上的投入。品质优良且数量充足的设备对于学生学习具体的技能、锻炼实操能力非常重要。

电影拍摄和制作可以说是一门在“做中学”的学问。更多的实操不仅有利于积累经验、锤炼技艺，还可以缩短学生们和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工作者之间的距离，为未来发展做更好的准备。

在人才扶持方面，以我熟悉的电影行业为例，我认为，为年轻电影人创设一些扶持基金非常必要。每一个扶持项目所需的资金规模不一定要很大。有时候，扶持也可以是提供一些使用高精尖制作设备的机会。重要的是让梦想起航，让更多有才华的人被发现、被看见。

扬·舒特教授喜爱的骑行路线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