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只是被动地记录汉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专家有不同的解读
中国智慧，是中国几千年来独有的、特有的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体现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等。汉字，非常鲜明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思想文化特点。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几个特性。这里，重点围绕“连续性”“创新性”和“统一性”展开论述。
先看“连续性”。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2017年，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代表了汉字悠久历史的世界认同。
回望历史，世界上的其他古文字，如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以及美洲的玛雅文字等，都先后进入博物馆。唯独中国的汉字，从商代到西周，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从魏晋到隋唐，从宋元明清直到今天，出现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多种书体，经历了甲骨、青铜、简帛、纸张等不同载体，出现了正体、俗体多种写法。
汉字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成为唯一存活到今天并仍在广泛使用的古文字系统。更为神奇的是，它成功跨入信息时代，非常好地适应了信息时代的需要，可以自如地在手机、电脑中输入使用。
国家正在进行“中华字库工程”，目的就是“建立全部汉字及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库”，能够对中国所有的出土、传世文献和当代文字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届时，中华文明的普及与传播会更加方便和高效。
再来看汉字的“创新性”，这可以从多个角度来阐释。我们不妨聚焦汉字与汉语的关系这一角度。
根据普通语言学的观点，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就是记录语言的重要书写符号。我们的汉字，除了坚守作为记录汉语最重要的书写符号这一重要使命外，还非常好地适应并参与推动汉语的演变，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举例来说，汉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同音字很多。比如，当你听到“shǒu”这个音节时，可能会想到“手”“守”“首”等不同的意义。如果使用拼音文字，根本无法解决同音带来的歧义问题。使用汉字来书写或记录，意义就会变得相对明确。所以说，汉字非常便利地消解掉了同音带来的歧义问题。这也是汉字终究无法走上拼音化道路的重要原因。
顺着这一特点继续来看，可以看到汉语里面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建立在汉字一音多形基础之上的谐音现象。比如，中国人除夕夜吃团圆饭，一般都要有鱼，谐音“余”，寓意年年有余；在结婚仪式中，一些地方流行新郎和新娘吃桂圆、枣子和花生，谐音“早生贵子”。
此外，修辞格中的双关、俗语中的歇后语、古诗词中类似“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等，都与此相关。
所以说，汉字没有只是被动地记录汉语，而是创造性地参与到汉语的使用、变化和发展中，是中国智慧的有力体现。
接着来看“统一性”。汉字可以超越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成为维系统一的文化基因。
春秋战国时期，有那么多的诸侯国，“文字异形”情况比较严重，但都属于汉字的体系。根据文献记载，从先秦开始，汉语就已出现了复杂的方言之分。《论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的弟子来自不同的诸侯国，所以他讲学的时候要说“雅言”。不管方言多么复杂，却都可以使用汉字记录。
就汉字的“统一性”而言，还包含一层含义，那就是汉字的规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用小篆作为当时的规范文字，初步解决了战国时期“文字异形”的问题。
东汉经学大师许慎为解决当时随意曲解文字的情况，编写《说文解字》，字头以小篆为准，同时收录重文、古文、籀文等，对当时及其后来的汉字规范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代初期，同字异体现象比较突出。颜元孙撰写《干禄字书》，整理了当时的社会用字，确立了用字规范，对社会稳定、文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体上，世界上的文字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有些走向了表音文字，如英文、俄文；有些走向了表意文字，如汉字。
与表音文字相比，汉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来构形。由此，汉字的形体总是带有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比如“梅”这个字，“木”是表示意义的，“每”用来表示声音。
汉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表意特点。比如“州”，甲骨文字形表示水中的陆地，后来引申表示“九州”。人们在“州”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形符“氵”，为表示“水中的陆地”这个意义专门造了一个后起本字“洲”。
大炮的炮，本来写作“砲”，因为早期炮的使用与石头有关。火药发明后，大炮的形制发生了变化。记录大炮这个意义的汉字，也由“砲”变成了“炮”。
为了更好地表意，汉字采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取象的主要原则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在日常生活中，“手”用得最多，所以汉字中以“手”的形象造的字特别多。甲骨文中的“又”就像一只手。秉字，会意字，从又，从禾，像手里拿着禾苗，这应该是商代社会乃至整个古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场景。从二禾，从又，手里拿着两束禾苗，这就是“兼”字。
今天，在基础教育中，我们特别强调注意“即”和“既”的区别。如果结合古文字字形来看，“即”“既”的辨别会更加清晰。“即”的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左边是食器，右边是一个坐着的人，像一个人面对着食器而坐，本义是走近、靠近。成语“若即若离”还保留这一意义。“既”的古文字字形，左边是食器，右边像一人吃完饭而掉转身体将要离开的样子，是一个会意字，本义是已经吃完饭，泛指动作已经完成。古人用每天都会发生的吃饭场景来表示上述意义，展现了一种淳朴又大智的中国智慧。
正因为汉字的这个特点，在传统训诂学中形成了“因形求义”的训诂方法，对于阅读古书、文言文教学等有比较积极的意义。
《尚书》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其中的“监”应该如何理解？“监”的甲骨文字形，右下角是一个坐着的人，右上方是目，左下角是皿，合在一起，表示这个人张大眼睛看这个器皿。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照镜子，只是那时候没有铜镜，也没有今天的镜子，主要是看水里的倒影。由此，“监”的造字本义是“照镜子”。那么，前面这句话的意思也就很好理解了：人不要把水当成镜子，应该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镜子。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鲜活的，跟时代息息相关。靠着汉字形体，可以将这样的鲜活储存下来。今天的人们从字形入手，就能够进一步探求到背后蕴含的文化。
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一个个来源悠久的汉字，就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涉及衣食住行用等多个方面，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特点、道德标准、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
汉字是记录汉语最重要的书写符号。它在闪耀着表意智慧的同时，也一直凸显着书写的便利。总体来说，汉字一直朝着简化的方向发展。
比如“莫”字，像太阳落在草丛中，表示“昏暮”的意思。但这个字在甲骨文中还有另一种写法，省掉了下面的部分。这是因为甲骨文需要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上，质地硬，空间小，在不影响表意的情况下，有些部件经常被省略掉。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表意清晰，有时也会出现繁化的倾向。以“古今字”这一用字现象为例，它特指同一个意义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字来表示，时代在前的叫古字，时代在后的叫今字，二者形成古今字。
刚才讲的“莫”，一般认为本义是昏暮、黄昏，假借为无定代词“没有谁”等意义。后来，人们为“黄昏”的意思专门造了一个“暮”字。在表示“昏暮”的意思上，原来用“莫”，后来用“暮”，二者形成“古今字”。今字“暮”的产生很好地分化了意义，“莫”和“暮”两个字可以各司其职，记录意义更加明晰。由此可以看出，汉字的书写便捷与表意清晰，可以非常好地和谐共存。
从汉字记录语言的要求来看，最好是每一个词义都有一个专门汉字用来记录。但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汉字的总量会无限增加，影响认知的便利和书写的便捷。
汉字用一种充满智慧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选择相对简洁的有限文字构形作为基本的表意单位，并赋予其较多的意义内容。比如，赋予“矢”以“短”义，故像矮、矬、短等以“矢”做偏旁的汉字都有“短”的意思。这就较好地解决了书写和识记两极产生的矛盾。
许慎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大意是讲，文字是经艺的根本，也是政治的基础。前人用它将文化传给后人，后人用它认识古代文化。
文字和文献产生之前，人类社会处于传说时代。凡社会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只能依靠一代代人的传说，从而模模糊糊地保留下来。文字和文献产生后，人类社会进入信史时代，即正式步入文明时代。
由于汉字的使用，今天的我们有了历代传承下来异常丰富的文献。不论是传世的典籍，还是出土的甲骨文献、青铜铭文、简牍、帛书、碑刻铭文、敦煌文献等，我们可以非常从容清晰地讲述从殷商到明清每一个时代的历史。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中国创造、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