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清单还能减吗？对标“最高”怎么做？周汉民给上海自贸区下一步发展提建议

在9月20日上午举行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10周年主题论坛上，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周汉民。

负面清单从190条减到27条，还能再减吗？

周汉民：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破土而生，它是应对国际重大规制挑战的努力。其中最可圈可点的就是推出了负面清单管理。

负面清单管理是一个俗称，它指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准入管理措施。负面清单里主要是两个词，禁止、限制。我们的负面清单在国民经济分类1069项中，挑选出190项禁止或限制。由此，我们以禁止限制国民经济小分类中17.6%的努力，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改革只有前行，没有退步。

10年来，负面清单一共出了八版，从190项减到今天的27项。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要充分肯定它。比如2021年的第八版负面清单，推出的两大领域都是非常关键的。在2001年中国“入世”的时候，对金融领域的开放还限制股权比例，在2021年负面清单就放开了。

那么负面清单还能减吗？当然可以。比如说人们现在非常关心生物医疗领域。这两年我调研过数百家企业，很多是生物医药企业，他们希望有更大的开放，为的是拯救生命，缩短审批的时间，简化审批的流程。

又比如说我们在种业领域，也可以进一步开放。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的农业大国之一，我们对种业的现代化同样予以高度关注，那么种业领域的开放也需要在负面清单中有新的作为。

自贸区建设10年，浓缩起来，就是6个字，试制度、创新路。今天上海自贸区进一步为国家试制度，就是要把CPTPP的规则在上海自贸区全面进行适应，也可以称之为压力测试。但更要紧的是创新路。对自贸区而言，就是把营商环境搞得更好。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所以我们要在法治上继续前行。

对标最高不是“与狼共舞”，反而能带给中国巨大机会

周汉民：制度型开放是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重要任务。当下，上海自贸区要对标CPTPP等高标准经贸协定，已经成熟的开放举措应尽快落地；跳一跳就能摘到的成果，要努力推进；需要进一步准备的，要谋定后动，也要有时间表，不能拖得太久。

这要求我们吃准CPTPP和DEPA的制度要求。譬如CPTPP强调竞争中立和非歧视待遇，我们首先要落实国民待遇原则。第二，CPTPP提出非商业援助原则，意思是对不同种类企业，政府要维持中立态度，不对某一类企业进行偏向性的补贴、退税、奖励等援助手段。对此，我们的企业改革要坚持三条——公司化、市场化、法治化。第三，CPTPP强调透明度原则，这也是中国“入世”时遵循的最基本原则之一。但现在的透明度原则包含数据流动问题，因此需要有新的理解和落实。第四，用浅显的话说是机会平等原则。譬如一个工程，只要标书推出，符合条件的就能入围竞争，不需要额外的前置审批或甄别。

只要我们能吃准原则，这四个要求都不难实现。当年中国“入世”的时候有争论：到底是“与狼共舞”，还是重大机遇？历史充分说明，加入WTO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因此，当下要做好对CPTPP等高标准经贸协定的解读和宣传，让国家在对标加入的路上走得更稳当。

中国加入CPTPP，难度不亚于“入世”

周汉民：今年是中国入世22周年，中国入世到今天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是源于对国际规则的遵循，对国际惯例的遵守，以及对世界发展潮流的紧紧跟随。加入CPTPP就我个人而言，与中国“入世”相比，它十分艰难，甚至更艰难。

为此我提三个建议：第一，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有利于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一是要界定重要数据的范围，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设立国家敏感数据的清单目录。二是要加强与CPTPP和DEPA成员国在数字技术研发、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国际合作，逐步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的白名单制度，为我国在全球开展互认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奠定基础。三是围绕一些特殊应用场景的特殊需求，比如两头在外的数字贸易服务，可以依托国际数据港在临港新片区试点建立特殊的国际数据流通功能区。

我第二个建议是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例如未在我国提供，但在其他国家领土内提供的金融服务，以及未在任何市场内提供过的金融服务，我们金融监管部门可以按照申请条件一致，业务领域一致，管理方式一致的原则，试点对新的金融服务实施内外一致的监管模式。

自由贸易账户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一大创举，我也建议进一步优化和提升自由贸易账户的功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币离岸交易，包括简化开户手续，鼓励符合条件的经济主体从事跨境投融资业务。

我最后一个建议是聚焦市场主体，建立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我们要对标今年世界银行刚刚推出的营商环境新的评估体系，对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予以关注。尤其是在市场准入、商事登记、企业经营、社会部分方面，更尊重国际惯例，围绕外企关注的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集中出台新一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