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歌②|苗族保洁阿姨在上海：有歌就有家
“张又兰，下来唱歌！”
在宝山区大场镇的一幢三层带小院的农民房里，传来一阵高亢悠扬的歌声。三位五十岁上下的苗族女人梁苗讲、唐爱欣、张腰往，挤在一楼一间七八平方米的“鞋盒”般的房间，唱起苗歌飞歌《春之歌》。
在故乡，飞歌可以飞过山头，唱给山那边的人听。在上海，她们的飞歌能飞过高楼大厦吗？
阿姨们排练的房间，是梁苗讲和丈夫在上海的“家”。进门就是一张高低床，她和丈夫睡下层，上层的杂物堆成小山，床边的过道，只能容一人经过。
包好头巾的张又兰从楼上下来，钻进屋子，找一张小凳子坐下，融入歌声里。
阿姨们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练歌
这些苗族阿姨都来自贵州黔东南凯里市凯棠镇。她们靠老乡“一带一”来到上海，在商场、地铁、写字楼做保洁阿姨。2019年，记者在陆家嘴的震旦博物馆听了这些阿姨的一场小型音乐会。几年过去了，阿姨们大都还在上海，但不少换了工作的地方。
杨梅如今在南京路步行街的一个商场上班。公司要她办健康证，她一早出门，但因为不识字，总是迷路。“在家乡，我所有的山都认得，但在上海容易走丢，不敢出门。”杨梅说。兜兜转转，健康证没办成，杨梅匆匆赶回来，额头上都是汗。
这一天，对杨梅来说，有一件比健康证更重要的事——她们五个姐妹要在淮海中路办一场音乐工作坊，把故乡的歌唱给异乡人听。
阿姨们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练歌
高楼大厦间，何处放歌
“有酒必有人，有人必有歌。”这是苗族人的规矩。他们祖祖辈辈以苗歌讲述生活，男男女女以唱歌为乐。谈恋爱的时候唱情歌，结婚后唱酒歌，人到中年了，就聚在一起唱相约歌。高兴了唱，不高兴了也唱，去亲朋好友家“走客”，别的礼物不必带，至少得有精心准备的“歌礼”。
可来上海后，高楼大厦间，这群天天都要唱歌的苗族阿姨生活有了变化。一来，她们一周工作七天，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少有闲暇。二来，上班的时候唱歌可能会被投诉，下班回家唱，又怕影响邻居休息。有时，为了能一起唱歌，她们晚上9点下班后，相约在地铁站碰头，下地铁后一路唱着苗歌回家。
出租屋一隅
“像今天这样，大家聚在一起唱歌，一年可能就一两回，像过节一样。”52岁的张又兰笑着说。一踏进她的房间，她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抱出一桶甜酒，笑着说：“我自己酿的，这个好喝！”
苗族女人吃苦耐劳，阿姨们在上海几乎从不请假。请假要扣钱，舍不得，节假日上班有三倍工资，更舍不得。但为了这场音乐会，五个人都各自请好假。练了几首歌，她们就聚在小院里，借着天光化妆。
院子不大，分两个区域，有雨棚的狭长区域，是公用厨房，摆满了锅碗瓢盆。露天的部分晒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一旁垂下几根葡萄藤。
阿姨们在院里
能在上海找到一份日薪两百元的工作，一个月租五六百元的小房间，一方公用的小院，张又兰觉得很满足。她介绍，光从她们村寨来上海做保洁的，就超过200人。他们大都聚居在这片区域，大场镇的这个小区里，就住了十几户人家。
在院子里给阿姨们化妆的是她们的朋友“小熊”——今年27岁的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专业博士生熊曼谕。2019年，熊曼谕在M50创意园认识了梁苗讲，在苏州河边，她看着梁苗讲打开手机里的“全民K歌”软件，唱起一首飞歌：
“我的这一生，像水一样流，一直漂啊漂，白活了一生。”
梁苗讲在绣花
熊曼谕被这歌声震撼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城市里听到人唱‘飞歌’，高亢如呼喊一般。她的眼神从手机屏幕移向远处的河面，那个时刻，我仿佛听不到汽车的轰鸣、嘈杂的雨滴，只有她高亢澄亮的歌声。”
从那时起，熊曼谕就萌生一个想法：让阿姨们有个舞台可以唱歌，让这座城市里更多人听到她们的歌声。
熊曼谕在院里给阿姨们化妆
为上海写的歌
化好妆，阿姨们出发去淮海中路。一路上，张腰往总在问：这是哪儿？这是哪儿？
来上海好几年了，但张腰往的生活，每天都是出租屋和公司两点一线。跟家里人说起上海，她总提东方明珠，但她从没登上去过。车开了20分钟，她有点晕车，小声地问：到了吗？还有多久？
阿姨们拿着行李箱赶往演出地
目的地到了，是淮海中路的一个共享办公空间PaperShanghai。阿姨们从行李箱里拿出珍藏的红色节日盛装，衣服上复杂的纹样是她们自己绣的，一年才能绣出一件。头上和身上层层叠叠的贵重银饰，用塑料布和纸里三层外三层包着。
阿姨们穿上盛装
演出前一阵暴雨，并未阻挡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这群苗族阿姨唱歌。5首歌里，有3首都是杨梅自己编的歌词，她是村寨里远近闻名的编歌好手。
2020年暑假，熊曼谕曾搬到大场镇，跟阿姨们在同一个小区租住了近两个月，做田野调查，她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在沪苗族务工妇女的音乐生活。“只有跟她们住在一起，才能知道她们在上海真实的生活，才知道她们如何歌唱。”
熊曼谕为杨梅化妆
有一次，杨梅的小女儿就要生产了。考虑到请假怕丢工作，而且从上海往返一趟凯棠至少要4天，来回车票也是一笔开销，犹豫再三后，她放弃了回家的念头。
但她编了一首《生小孩满月歌》，连同一个2000元的红包发给女儿。“我听到水流，知道你的小孩要出生了。你看村里的景色，竹子知道什么时候从地里生长出来，鱼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你的小孩到了时间自然就会出生……”
阿姨们在PaperShanghai
歌如同一根纽带，把这些苗族阿姨和她们的故乡、亲人、朋友联系在一起，也与上海联系在一起。
来上海之初，杨梅编过一些跟上海有关的歌。其中一首歌，名叫《在上海打工》：“来到上海场，去扫地也行。得到些银两，去培养后生。心干意也绝，咱别再操心。随它怎么样，别再想那些。想多招人讽，淡如刷锅水。倒入屋后沟，鸭子也不喝。”
阿姨们身上的红色跟墙上的抽象画很搭
几年后，杨梅又编了一些跟上海有关的歌。淮海中路上的这场音乐工作坊，第一首歌就是她编的《上海城市好地方》：“上海城市好地方，城市风景相当美；房屋起在上海滩，百层楼上住人家；城围像龙一个样，两头若像龙骨身……”
音乐工作坊上，大家给杨梅过了54岁生日，在场所有人为她唱起生日歌。杨梅笑得很开心，她说自己在家乡也从没庆贺过生日，在上海却有这么多人给她过生日。“上海好啊，上海有钱赚，还有这么多人听我们唱苗歌。”
为杨梅过生日
虽然上海的大门为杨梅打开了，但她还是惦念着家乡，惦念着天天唱歌的生活，惦念着节日里一起看“牛打架”。她的大儿子和女儿这几年先后结婚生子，只有小儿子还在读书。“我想再在上海干两年，等小儿子结婚了，我就回家。”
把歌“种”下
音乐工作坊现场的观众，大都是在上海工作的年轻白领，阿姨们特地选了一首情歌《朋友呀老朋友们》唱给大家听。她们拿出事先准备的玫瑰花道具，跳起自己编的舞。
阿姨们唱起《春之歌》
“随着时代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很多苗族年轻人已经不会唱情歌了，所以这群苗族阿姨依旧是唱情歌的主力军。但是不同的是，他们通过手机，通过QQ群、微信群来和五湖四海的朋友对歌。”熊曼谕说。
从2019年至今，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义工团队的帮助下，这群苗族阿姨已在上海举行4次音乐工作坊。她们的听众不再仅限于手机屏幕对面的亲人和朋友，而是变成跟她们一起生活在上海的人。
现场观众
这些听众或许曾在商场、地铁、写字楼与他们擦肩而过，但未曾留意过她们来自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音乐工作坊现场，观众席里坐着来自英国的ElisaHarca。她是这场小型音乐会主办方的创始人兼CEO，已在上海工作12年。
ElisaHarca与苗族阿姨们在一起.
ElisaHarca发现，她跟这些苗族阿姨的一个共同点——都会迷路。“但我热爱上海，这是一座非常包容的城市，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空间。”Elisa希望，能尽自己所能打破边界，把不同的人连接在一起，让世界了解一个多元的上海，一个多元的中国。
阿姨请工作人员为她们拍合影
阿姨们还在工作坊现场教观众用苗语唱起了《春之歌》。熊曼谕先教大家学苗语发音，阿姨们再教大家曲调。两三遍之后，竟全场合唱起来。
“没有歌唱的生活是野蛮的。”熊曼谕的导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萧梅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对于苗族阿姨来讲，歌就是存在的家。她们的人生如水一样漂泊，在大城市挣钱，挣钱回去盖房子，给孩子读书。但对她们来说，有歌就有家，就可以安放自己。”
萧梅和她的学生熊曼谕
萧梅提到苗族人的一个概念“丢歌”，就是把歌种下去，让歌里的故事和情感流转起来，被所有唱歌的人、听歌的人共享，这样，他们的歌就会不断生长。
“音乐的含义是丰厚的，不只是台上人唱，台下人听。唱歌的人、听歌的人、对歌的人，要一起把歌种下去，就像种一颗种子。这些歌的种子，会在这座城市里生根发芽，唤起我们自己的歌，帮助我们找到真正的家园。”萧梅说。
音乐工作坊现场
工作坊结束，雨也停了，没唱够的阿姨们，又唱起一首酒歌，欢送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