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歌④|上海竟有3100多行的叙事民歌？这位奉贤爷叔在自发传承

如今的奉贤新城与市中心城区没有多少区别，新建的奉贤区南桥东大型居住社区徐里桥文化活动中心设施齐全，老人们平时来这里锻炼身体，参加文娱活动。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半，68岁的褚桂明在这里教大家唱《白杨村山歌》。这首流传于奉贤的吴语长篇叙事民歌是上海市非遗项目，共18个篇章，长达3100多行，是江南地区最长的叙事诗之一。他毫不夸张地说，“真要唱起来，几天几夜都唱不完。”

褚桂明在唱山歌赖鑫琳摄

《白杨村山歌》句式多变、活泼自如，具有浓郁的江南气息，2006年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统计，截至2023年，上海流传的民歌被列入市级非遗项目的有8个，非遗传承人12位，还有不少民歌爱好者在学习和传承这些非遗民歌。褚桂明正是一位民歌爱好者。

最近，褚桂明正在奉贤区文化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整理田山歌唱段，希望能编排得更加动听、富有当下审美，让年轻人听得懂、能接受，把山歌传唱出去。

辛勤劳作时哼唱

从文化活动中心出来，沿着浦星公路往前，寻到一片农田，路口立着“行前村”的石碑，田里水稻绿油油的，长势喜人。褚桂明走进田埂间的小道上，脚下踩的泥巴亲切熟悉，他小时候种过田，看一眼就知道作物的生长情况。

这片土地叫作金汇镇，以前属于齐贤。褚桂明是土生土长的奉贤人，他换过很多工作，但都没有离开齐贤。拿出歌词本，褚桂明唱起《白杨村山歌》，清亮的嗓音如同云雀，一下子窜到天上。“哎嘿！伊呦伊呦伊呦伊呦伊呦哎……”

褚桂明在田间唱山歌赖鑫琳摄

褚桂明天生一副好嗓子，声音清亮，这是遗传自父亲的天赋。他生于1955年，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几岁，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父亲是渔民，褚桂明小时候常见父亲清晨三四点就要出去捕鱼，很晚才回家。褚桂明听过父亲唱山歌，优美动人。如今唱起《白杨村山歌》，他常常想起父亲，惋惜，“要是那时能跟他学一点山歌就好了……”

《白杨村山歌》的历史有一百多年，讲述了摇船哥薛景春与女主人公方大姐从相识相恋，到最终被拆散的爱情悲剧。上世纪60年代，上海作协、上海市群艺馆等组成民间文学工作小组到奉贤采集民歌，收集到了《白杨村山歌》，并根据山歌好手朱炳良、严炳棠、唐宝良等人的演唱整理成歌词文本。褚桂明听闻此事后，特地托文化站老站长帮忙，弄来了歌词本，并向奉贤的老艺人请教传统山歌唱法。他最喜欢《汏手巾》这一节，歌词里，一片江南水乡的缱绻旖旎：“郎呀侬船在江心慢慢行，丢根手巾拨郎束在身，千言万语针线中，一根根手巾一片情，丢来丢去丢不过，哎呀呀哎呀哎呀，急得姑娘脸如桃红汗淋淋……”

想起江南水乡，褚桂明有一片别样的情思。他记得年少时碰上连续暴雨，积水加上河水倒灌，房子里常常“水漫金山”，有些人家的小木船直接撑到客堂间，黑鱼可以游到灶膛里。为了抵御旱涝灾害，上世纪70年代，奉贤的县、乡两级政府大兴水利，疏浚河道，年轻劳动力大多要去开河。由于学校关门、初一就辍学的褚桂明，当时才17岁，挑上扁担，每天赶着曙光去开河。一条河要挖四到五米深，往河底挑一担泥巴，再像爬楼梯一样爬上去，把河泥堆起来做河塘，从上往下，最高差距可达8米。

“那时的日子只有苦和累，每天早上六点半出去，挑到下午三点钟时，人就像矮了一截。”褚桂明难忘，每年开河都选在冬天，从11月底挖到次年1月。气温降到零下，第一层泥土总是冻在一起，翻地用的“铁撘”刺常打不下去，有时甚至会断掉。

“赶上那个时代了，没办法。”那时，他就穿“一件半”手工编织的绒线衫过冬，一件整的，里面加半件无袖的。干活的年轻人从不穿棉袄，挑上担子，汗水很快蒸腾上来。如今，褚桂明冬天也很少穿棉衣。

从17岁干到25岁，他眼见奉贤几横几竖的河道挖出来，涝灾从此解决，“那段时间的辛苦，换了我们几十年幸福。”辛勤劳作时，工地上有大喇叭放音乐，褚桂明就跟着高音喇叭的旋律哼唱，缓解疲劳。

褚桂明的歌词本赖鑫琳摄

“半工半艺”唱沪剧

受着歌声的召唤，褚桂明向往有一天能放下扁担，走进梦里那个文艺的殿堂。1979年，齐贤乡办文艺厂组织考试，褚桂明和生产队请了假参加。他没有穿时兴的的确良衬衫，面对来自奉贤文化馆的考官，现场清唱了一段《红梅赞》，想着“我就是去碰碰运气”。那天来乡政府参加考试的人很多，但大部分人一看就不是做文艺的料，褚桂明嗓音条件好，形象也出众，脱颖而出，成为文艺厂仅有的五名男成员之一。

褚桂明在研究山歌赖鑫琳摄

在文艺厂，他们边劳动边学唱。“厂里劳动比生产队轻松。那时候演出没有钱，镇上哪个厂里有活，会安排我们加工，半工半艺自己养活自己。”褚桂明记得，当时曾帮齐贤乡的日用化学品厂包装痱子粉，先包成一个个小块，再拿十块包成一个中包装，这些痱子粉包括海鸥牌等几个牌子，销往全国各地。

1979年，上海沪剧院排演新剧《大雷雨》，大受欢迎。文艺厂问沪剧院要来剧本，褚桂明等人就围着从镇广播站借来的一台录音机，听着磁带一起学，但效率很低。好在，听说他们要学戏，上海沪剧院沈仁伟、徐伯涛等一批沪剧名家特地来面授指导，“专业就是不一样，经过他们的专业指点，我才知道自己表演上的问题，唱腔也是面对面教了以后才明白。”在名家点拨下，褚桂明成了乡里唱沪剧的好手。1980年的第二期《奉贤文艺》里，有篇文章称赞褚桂明的沪剧唱腔甜润，他至今印象深刻。

也是在文艺厂，褚桂明第一次接触到《白杨村山歌》。“当时听说有位姓朱的前辈唱得很好，能唱完整的《白杨村山歌》。”上世纪80年代尚无“非遗”的说法，也没人担心山歌失传，褚桂明虽已听闻朱炳良的大名，但一心扑在自己喜爱的沪剧上，并没有决心去学。

如今，他才遗憾未能当面向朱炳良请教山歌唱法，等拿到歌词本时，这位乡贤已经过世。

“唱歌是一种乐趣”

“唱歌是一种乐趣，每天唱几句才能心情舒畅，还能防止老年痴呆。”褚桂明笑着说，讲到山歌，他张口便能唱上一段，但唱多了，手里离不开歌词本。他感叹，以前的老艺人唱山歌是没有文本的，靠口口相传，想到一个章节，人物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桌椅如何摆设，就像顺口溜一样唱下去。

褚桂明在手机里翻了半天，找到一段影像。1981年，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拍摄的《上海民歌侧记》记录了当时71岁的朱炳良在田间演唱《春耕》的情景。朱炳良的声音高亢、干燥，像在大太阳下晒过的稻梗，有一种天然的质朴气息；褚桂明的唱法温雅、圆润，更接近沪剧唱腔，有明显的修饰感。

褚桂明说，《白杨村山歌》的情节与沪剧《卖红菱》的故事情节近似，主人公的名字也相似。他坦言，沪剧唱了那么多年，山歌难免受到其影响，但他会注意区分咬字，“唱沪剧是用浦东的语音，唱山歌是用奉贤的语音。沪剧有齿音，山歌不带齿音，比如思想的‘想’字，两种唱法有明显区别。”

褚桂明的手机里还存了一段上世纪80年代奉贤钱桥镇一位老艺人唱的山歌，录音质量不高，但他反复聆听，这是他难得的山歌学习资料。

褚桂明在唱山歌赖鑫琳摄

文艺厂解散后，褚桂明做过多份工作。起初在一家乡镇企业跑销售、做采购，约20年前转去一家做厨房设备的私人企业，先在车间里做单位大食堂的炉灶、炒灶，后来维修方面的人才缺了，他又转做厨房设备维修。

最近，褚桂明依然在做厨房设备加工，改造炉灶的熄火保护装置。一方面，他闲不下来，以前服务的几家老客户有需要时会主动打电话找他。另一方面，他也有资金上的考量。就像当年在文艺厂靠包装痱子粉养活演出一样，他要靠维修厨房设备的钱供养自己的山歌工作室。

2021年，为传承和传播《白杨村山歌》，褚桂明成立上海风翔艺术传播工作室，包括他在内的8名成员组成演出团队，除了唱山歌，也排演小品、沪剧等节目。“光是唱山歌，可看性不强，我们就排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节目，把山歌夹在整台演出里，弄得好看、丰富一点，观众才有兴趣。”

2021年至今，他已挖掘和整理《白杨村山歌》中的《情深深》《汏手巾》《采鲜桃》三个篇章。“传统山歌由男声从头唱到尾，一章唱完需要很长时间，但听区里的专家说，太长了，观众会审美疲劳。”褚桂明把山歌删去枝节、保留主干，改编成5分钟一段男女合唱的表演唱段，更强调抒情性。他还请奉贤区文化馆的徐思燕帮忙整理出适合现代演出的曲谱。

这几天，记者联系褚桂明采访时，他都在忙着准备国庆演出。他还参加了奉贤区风光艺术团，深入各村居委演出，但在那里，他只唱沪剧，在自己的团队演出时，才有山歌节目。他的工作室成员均在50岁以上，职业包括护工、小区保洁等，收入都不高。褚桂明希望有一天工作室能进入公共文化配送名单，补贴演出资金。

褚桂明的歌词本赖鑫琳摄

从第一次听说《白杨村山歌》，到自发传承《白杨村山歌》，中间经过三十多年。这样一件业余爱好，为何可以跨越多年重新拾起？褚桂明想了想说，“我有好奇心，看到什么都想研究。而且，我本来就喜欢唱歌，这么好的山歌失传太可惜了。”

山歌虽好，但即便是在奉贤，很多人也不知道《白杨村山歌》的存在。这是否意味着唱法该“改良”了？褚桂明确实有顾虑：如果山歌难以被年轻人欣赏，如何传承下去？

他听老一辈介绍，以前唱山歌的是体力较差的人，别人在田里干活时，他们就在路边唱，人们听了干得更起劲，歇息时招呼他们一起吃饭。而他小时候，生产队有了大喇叭，替代了田间歌者。如今的年轻人则有了手机。“手机里什么都有……”他感慨道，在徐里桥文化活动中心教唱山歌时，学员都在50岁以上。

褚桂明在田间唱山歌赖鑫琳摄

白杨村曾是奉贤的一个村，如今地图上已找不到这个地名。白杨村究竟在哪里？不仅褚桂明说不出，镇里的老人，区里的民歌专家都说不出。如同江南的细雨没入土地，白杨村消失在这片绿油油的稻田里，但它的故事，还随着歌声继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