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进一步推动重点领域制度创新,深入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
2013年9月29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运行。十年来,从一枝独秀到开放新“雁阵”,自贸区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上海自贸试验区是我国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施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重大举措,更是以开放倒逼改革试验的重要标志。未来,应深入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这不仅有利于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有利于充分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且将更好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上海自贸试验区成为国内自贸区主要典型制度模式
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框架已成为国内自贸区主要典型制度模式。主要表现在:制度内容注重贸易、航运与投资自由化制度创新,制度框架布局与定位涵盖多个制度创新法律层级,服务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等。
上海自贸试验区是中国自贸区中最早设立的,也是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的试验区之一,在制度创新方面呈现以下独特特征:一是,试验性强。上海自贸试验区拥有更大的制度创新自主权,得以灵活制定政策和试点方案,进而带动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开放。二是,金融创新突出。上海自贸试验区在金融领域的制度创新引领作用较强,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营商环境改善、金融改革创新等方面。三是,贸易便利化领先。上海自贸试验区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制度创新水平较高,并已经在国家范围内成功推广,包括“负面清单”模式、跨境电商政策、保税物流等方面。四是,政府服务水平高。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政府公共服务方面制度创新水平较高,包括政务服务一站式、政务服务“闸口”改革等方面。
国内其他自贸区制度创新的差异化特征
与上海自贸试验区相比,国内其他自贸区制度创新也呈现出差异化特征。
一是,自贸区独特试验功能定位存在差异。自贸区授权明确规定自贸区的改革试验功能,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先锋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方式,把扩大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从第三批开始,所有自贸区的战略定位中都包括“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湖北、陕西、海南等自贸区还额外强调了“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
二是,自贸区制度创新服务的国家战略显著不同。上海自贸试验区主要围绕国家战略要求和“五个中心”建设。而天津自贸试验区则是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海南自由贸易港则旨在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三是,自贸区负面清单缩减开放存在深度领域差异。海南自贸港在负面清单开放方面水平较高,自贸港负面清单减少至27项,推动主要包括推进增值电信、教育等重点领域开放。
四是,自贸区产业开放制度存在行业领域差异。上海自贸试验区侧重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制造业等领域的开放;广东自贸试验区重点在金融服务、交通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科技服务等领域取得突破;天津自贸试验区重点选择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先进制造业领域扩大对外开放等。
上海自贸试验区重点领域呈现多层次突破
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数字贸易、金融开放、科技创新与投资等重点领域实施制度创新,有力推动上海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地,在开放合作中实现经济“质升量增”。
第一,上海自贸试验区数字贸易聚焦跨境电商、数字跨境流动等制度创新,致力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在跨境电商方面,发展跨境数字贸易,鼓励设立国际配送平台。在商事制度方面,采用单一窗口“一口式”办理。然而,在监管便利化、贸易成本与跨境数据流动方面,仍然存在显著提升空间。
第二,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领域制度创新形成了“14”体系。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和金融改革来力促贸易便利化,进而提升企业创新驱动力,但在金融开放领域的开放模式、金融自由化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壁垒,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开放度。
第三,上海自贸试验区投资领域探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人民币国际化等措施,推动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上海自贸试验区实行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但在外汇管制、离岸贸易等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
在国际国内复杂的新形势下,上海作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全国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与试验田,全面推进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促进自贸区重点领域制度创新,有助于探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赋能高质量发展。
第一,赋予自贸区改革更大自主权,激发制度创新内生动力。加大对自贸区赋权强能,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推动顶层设计与自贸区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探索间的联动,就全局性、前瞻性、关键性问题持续大胆地谋划改革,为发展寻创新。加强系统整体协同创新,放大制度创新赋能合力,加快释放改革发展红利,基于优势特色产业,建立健全向上争取、直接获取、自主推进的制度创新工作推进机制,实现改革创新“善作善成”。
第二,加强国际合作拓展外部市场,推动重点产业领域创新。增强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促进核心节点间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打通相关国家与上海的产业链,拓展金融机构的海外市场。通过创新制度性要素供给,协同化提升高端重点产业全球产业链竞争力,形成稳链、强链、补链、延链“四位一体”的产业链生态系统,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第三,创新服务贸易监管模式,形成与国际规则对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加快出台和推广统一的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既准入又准营”的服务贸易制度,推进服务业领域内外标准对接。不断创新服务贸易监管模式,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率先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制度体系,进而向全国自贸区推广。充分运用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服务业的信息化、智能化进行改造与完善,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拓宽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将自贸区作为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快高水平、高标准自贸区建设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予以实施,与现行国际标准对接,更好地促进试验区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
第四,推动重点领域制度创新,形成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针对数字贸易领域,要注重推动增值电信服务领域的开放,在建立规章基础上加快推进跨境数据流动的开放,率先探索制定数据交易的地方性法规,推动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创新。针对金融开放领域,发展各类知识资金密集型服务业,加大金融服务创新,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经验”。针对科技创新领域,要注重深化专业服务开放,支持人员跨境流动。针对投资领域,要注重推进投资深度条款的垂直深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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