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方经济学标准来“检验”中国发展？这样的研究思路该变一变了中国|理论|标准

近来研读《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一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专家学者要立足国情、深入调研，着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注重从客观经济事实出发，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及规律，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研究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这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之怪现状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学问，它只是通过特殊专业术语的提炼，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程式化的思维方式。在引入辩证逻辑和矛盾逻辑之后，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从名称上说，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被冠以西方一词，乃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发展肇始于西方国家，因此凡是研究市场运行规律的学科都可以归入西方经济学。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轨道，引进消化吸收西方经济学成为必然。但在现实中也逐渐显现一些问题，出现无视中国特色和实践特征的情况。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研究领域，既体现在研究成果的洋化范式和评价标准方面，也表现在对研究者的指挥引导以及对学生培养要求等标准设计方面。

撇开国情和人的因素，西方经济学把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高效“永动机”，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然而，这种所谓的平等观点却在资本高于劳动力的要素不平等前提下显得苍白无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到的那样，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但资本却是剩余价值支配者。创造者不具有支配能力，这就是现实中要素不平等的事实，忽视了这个前提的学术研究，怎么可能得到有助于推动实践发展的观点呢？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就是来源于实践，通过扎根当时社会实践的理论推演，得到的结论自然可以判断实践发展趋势，也能够很好地指导实践进程。反观今日之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思路，一些人要么沉迷于眩晕的数学完美逻辑而忽视实践前提；要么致力于西方经济标准的中国检验，并以此为据对发展思路指手画脚；要么热衷于非学理文字的重新组合以拼凑所谓的理论体系。这些做法已经脱离了科学精神，更不会在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有效作用。

医疗资源贫乏的村落竟成“长寿村”

用数学符号代替经济变量，用数据统计揭示实践特征，用数理逻辑探究经济运行规律，是实证主义的普遍做法，原意是希望达到理性预设与感性认知的完美结合。但缺乏实践支撑理论逻辑的数学运用，或者脱离甚至违背实践的数学逻辑，最终都会变成毫无意义的符号堆砌。数据不会说话，数据背后的人是数据阐释的主体。如果解读者无视事实逻辑肆意篡改因果关系，如果解读者沉浸于数值大小无视现实状况，那么说出来的话只会是偏颇之词，专家变成“砖家”也只是一步之遥。

比如，此前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在中国一个偏远山区农村，大于80岁的人口占比很高，几乎达到现有村落人口的60%，于是有人将这个村称为“长寿村”，并大肆鼓吹此地生态环境、饮食习惯和生活作息等对长寿的作用。但实际情况却是，村落里55-80岁之间的人口中，有很多因无钱治病而过早死去。两种解读中，前者是数据表面含义，后者是当地真实情况。但如果疏于对数据结构的挖掘和深入调研的发现，就会“断章取义”，把一个实际医疗资源贫乏、经济发展落后的村落误认为是“长寿村”，这样的研究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过度统计方面，许多人进行地区比较时，往往会用人均GDP作为区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指标，并认为人均GDP越高，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应的地区经济能级也就越高。看似可靠的理论依据背后，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即地区间产业结构甚至企业结构必须相同。试想两个区域，一个是100%的第三产业，一个是100%的第二产业且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那么，前者的人均GDP会严重低于后者。但按照经济学普遍原理，服务型经济要比制造型经济的能级高很多，此时用人均GDP高低代表两个区域经济能级就会违背理论观点。202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一些大都市人均GDP甚至低于鄂尔多斯也低于榆林，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大都市经济能级远不如榆林呢？显然，由此得到的结论和对策，于现实毫无帮助。

诸如此类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把人均产出视为劳动生产率，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等同于产业结构升级，把工业时代的生产函数复制到服务经济乃至数字经济时代，把不同产业的附加值率视为产业创造能力，等等。其实，使用者并非不知道这些指标的缺陷，但一句找不到有效方法替代便可蒙混过去，似乎缺陷和错误结论与己不再相关。

西方理论不能直接套用到中国

这些年来，我们清晰地看到，每一次国外数学模型的引进总会在国内火上几年，美其名曰“模型红利”。每当有人开发出一个新的数据库，便会有一批成果问世，可将其称为“数据红利”。客观来说，紧跟国外学术前沿是好事，加快数据库建设也是好事，但学术研究过于功利化只会让学术研究更加肤浅化，最终带来创造性破坏。

有一种流行的错误做法是，把西方经济学的结论作为绝对标准，并以此探究中国发展中的对与错。比如，根本不考虑市场经济为什么会首先发生在西方国家，也不去思考西方国家中世纪时期宗教、贵族、资产阶级三方博弈所产生的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作用。或许会想到中国是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后发国家，但也只是脑海中一闪而过，一味以市场经济绝对标准对比中国实践，虽然发现了差异却只是用来批评中国的借口。这种西方标准、西方范式中心论的观点，在许多研究成果中几乎随处可见。

还有一种情况，假设时抹去现实国情和文化特性，通过对中国问题场景的“去中国化”，进而运用西式理论标准展开批判。表面上看，理论深度很强，数据非常翔实，计量模型也玄妙高深，但诸多符号背后却隐藏了立场缺失的问题。比如，这些年来，总有一些唱衰中国经济的国内外学者跳出来，他们或以地方政府债务过高或以“国进民退”论调等理由放大中国经济风险，看似有理有据，实则是对理论标准的歪曲。

一则，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央和地方是一个整体，一旦地方发生经济风险且超出自身解决能力，中央统筹全局出面协调将是必然的选择，这意味着在设计单一制国家地方债务风险上限标准时，要从国家全局出发，而不是局限于一市一省的应对能力。所以，西方经济学那种地方债务标准并不适合中国。

二则，中国是后发国家，技术、品牌等高级要素长期处于劣势，市场竞争可以提高效率但无法逆转低端锁定。因此，以政府规划之力集中资源加速经济赶超，是国家发展权的选择，这是中国最大的现实，西方经济理论没有经验可供参考。

三则，中国崇尚集体主义，注重情感交流，以建构社会秩序为核心的个人约束法则决定了国人行为特征；西方崇尚个人主义，注重契约精神，以重返自然秩序为核心的社会规则决定了西方人行为特征。两相比较，没有高低之分，但人的思考方式、行为模式以及行动目标却大相径庭，依托于此并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规律差异在所难免。所以，没有经过中国实践元素修正的西方理论是不能直接套用到中国的。过去我们所做的一些引进式改革，出现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的教训还少吗？

构建“理论顶天，实践立地”的中国特色经济学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这不仅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摸清问题全貌和问计于民的要求，更是明确了检验学术研究的价值必须立足于以实际为起点和归宿的实践标准之上。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莘莘学子，他们无暇实践调研和经典著作研读，为了过关而一门心思钻到数据堆中，尝试在数据分析中发现问题。这既不利于中国学者的培育和学术成长，也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无太多益处。从根源上看，学术评价规则的扭曲是罪魁祸首。在这一“指挥棒”的错误引导下，认真研读理论、慎重实践考证，似乎是最为愚蠢的行为，倒不如书斋内一番推算来得容易且有效。于是乎就出现了许多怪现象，即学生热衷数学工具而无心研读经典巨著，研究者醉心计量试验而不愿潜心调查实践，审阅者崇尚量化标准而无心思考定性逻辑。如此下去，中国经济学研究将会越发陷入做得越多、成果越多，解释能力和应用价值却越低的境地。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治学态度，顾准、孙冶方、刘国光、陈岱孙、陈彪如、张培刚、吴敬琏，等等。或许前辈们的数学应用程度不太高，但他们运用经济学基本方法展开的研究深度却很高，学术研究在他们这里做到了“理论顶天，实践立地”，实现了经济学经世致用之崇高目标。

中国经济学已经到了改变目前怪现状的时刻。从未来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今天的中国向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丰富多样的研究样本，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对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构建提供了绝佳观察对象。当然，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不是现象个案的罗列，不是西方理论范式的镜像，更不是凭空构思的理论想象，它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扎根于中国历史个性和特色发展实践，通过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形成的对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有强大解释和指导意义且能够与西方经济理论相互衔接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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