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干预”会否一触即发？,深度|尼日尔政变余波未停|政变余波|尼日尔
7月26日尼日尔发生政变以来，政坛地震的余波仍在延续。
7月31日，政变军人逮捕多位执政党部长及高级成员。同一天，布基纳法索和马里过渡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称，对尼日尔的任何军事干预都等同于对两国宣战。这一言论直指西共体对尼“军事干预”的选项。
各方僵持之际，一系列问题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尼日尔局势处于什么阶段？军事干预和反制会否一触即发？政变又将给地区带来何种影响？
“灯塔”崩塌
尼日尔属于西非内陆国家，于1960年脱离法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独立以来，该国曾经历4次政变和多次未遂政变，是世界当代历史上发生政变最多的国家之一。
而尼日尔所处的萨赫勒地区，更被外界冠以“政变多发带”之称。萨赫勒地区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个宽320公里至480公里的区域，横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国。
长期以来，尼日尔是西方国家在萨赫勒地区反恐的关键盟友之一。打击对象包括“基地”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然而马里、布基纳法索在2020—2022年经历多次政变后，接管政权的军政府均与法国分道扬镳。
半岛电视台称，如今西方国家在萨赫勒地区仅剩尼日尔这座“稳定的灯塔”。然而随着该国政变“黑云压城”，西方仅存的盟友恐怕也要保不住了。
此次政变的序幕于上周三拉开。当时，尼日尔总统府卫队推翻并扣押总统巴祖姆。政变原因是“尼日尔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治理不力”。巴祖姆于2021年当选总统，也是该国独立以来首位由民选领导人接任的总统，但反对派质疑其过于“亲法”。
扣押总统后，政变军人紧接着成立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前总统府卫队长奇亚尼就任委员会主席。对此，地区国家、非洲联盟、美国和欧盟等纷纷表态。它们谴责政变，拒绝承认军人政权。
其中，西共体的态度最值得关注，它一是对尼日尔政变军人实施制裁；二是要求政变军人一周内释放巴祖姆并让其重新执政，否则可能使用武力加以解决；三是派遣贝宁总统赴尼日尔进行调停。
连日来，局势并无明显进展。事态仍在各方的表态和行动中一步步发酵。
先是在7月30日，支持政变的示威者冲击法国驻尼日尔大使馆，被警方驱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晚表示，任何针对法国公民以及法国在尼利益的袭击，都将受到“立即而严厉”的回击。
随后，尼政变军人又于7月31日逮捕执政党180名成员，包括原能源部长、矿产部长等多位高官。同一天，政变军人称，被推翻的原政府已“授权”法国对尼日尔总统府进行军事打击。不过法国外交部长否认这一说法。
最新的消息是，布基纳法索和马里过渡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称，对尼日尔的任何军事干预都等同于对两国宣战。这一言论直指西共体对尼“军事干预”的选项。外媒称，政变发生以来局势变得更紧张、更复杂。
点燃引信
谈及此次事件的肇因，分析人士认为除了政变军人公开宣称的理由，其他背景同样不容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萍说，尼总统卫队的设立初衷是向总统提供“贴身保护”，但它好比“双刃剑”——在卫队与总统的立场、利益不一致时，难免出现倒戈。尼日尔历史上曾发生类似事件。
贺文萍认为，此次发动政变的尼总统府卫队长，是前任总统的亲密盟友，但与现任总统“不对付”，且传出巴祖姆想解职卫队长的风声。卫队长这才先下手为强。再加上军方抱怨总统反恐支持力度不够、对其治国理政感到不满，种种矛盾叠加个人恩怨，最终点燃了政变引信。
在贺文萍看来，尼日尔政变也与萨赫勒地区国家频繁政变的传导效应有关。布基纳法索、马里等国此前均发生政变，该地区民众反法情绪抬头，原因在于法国近十年来在西非地区反恐成效不彰。因此，政变军人也有借“夺权”将矛头指向欧美的意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地区合作室主任祝鸣认为，非洲不少国家都有政变的传统，这与国家建构不太完善有关。
“因为非洲尤其是西非很多国家，过去是英法殖民地。它们独立之后，西方一套政军分离的政治体制在当地不一定管用。”祝鸣说，“如果总统能力强、经济发展好，军人服从性高，尚且相安无事。一旦总统和国家处于薄弱期，军事政变往往随之而来。”
祝鸣认为，当前尼日尔的局势不算太严重。因为政变军人没有采取过激手段，依然确保巴祖姆的安全，并且国内事态总体可控。
“最近政变军人逮捕执政党高官，可能是希望增加筹码，显示不会马上屈服的姿态，因为立刻让步意味着捞不到政变的任何好处。”祝鸣解释道，“但他们同时清楚，惹恼周边邻国和西共体的话将无利可图。因此政变军人手里的牌是有限的。”
争取过渡
接下来局势又将如何发展？
祝鸣认为，目前看来，最可能的结局还是通过谈判来平息事端，原因有二。
第一，西共体有实行外交干预的传统和成功先例。例如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曾调停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内战。因此，如果西共体团结一致，并且围绕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尼施压，仍然有希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相比之下，军事干预可作为摆在台面上的最后手段。
第二，尼政变军方在军事力量上难以比肩西共体，不愿事情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因此也有谈判的需要。只是，要求政变军人立即还权于巴祖姆，恐怕不会那么顺利。更可能的是设立一个过渡期，既确保政变军人的体面，又给他们“议价”的余地。
贺文萍同样认为，相比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更看好外交斡旋的作用。
“从过往经验看，非洲组织派出的特使，除了为发生政变的国家寻找解决方案，也会广泛会见该国相关人士，考察该国情况。”贺文萍说，“第一步会确保被扣押人员的人身安全，第二步会讨论政权过渡，设法让政变国家重新回到民选政府。”
“而从尼政变军人看，他们已经掌控局势，街头抗议也基本平复，因此军方可能参照其他西非国家政变的套路，就设置过渡期、还政于民一事进行谈判。”贺文萍说。
贺文萍还认为，虽然外界关注“外部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但尼日尔不至于滑入军事冲突漩涡。因为在萨赫勒地区中，马里也是西方的重要反恐伙伴，其经济体量大于尼日尔。但马里的政变尚且没有触发外部军事介入和军事冲突，尼日尔应该更容易幸免。
贺文萍补充道，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在尼日尔有驻军，但军事介入可能性极低。尤其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宣布要从西非撤军，因为长达约10年的反恐行动入不敷出、得不偿失。
祝鸣同样认为，上演地区冲突可能性不高。布基纳法索和马里针对军事干预的表态，更多出于自保，是希望西共体对尼动武的话，不要对自己的临时政府做连带清算。它们并不想真正卷入军事干预中。
深层困境
分析认为，这场政变让西方国家难以“淡定”。因为如果巴祖姆政府最终被推翻，新政权可能减少对法国的依赖，并为俄罗斯等国在尼日尔扩大影响力创造机会。这场政变还可能令萨赫勒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影响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
贺文萍指出，西方确实存在“失去盟友”的担忧。尤其是尼政变正值俄罗斯—非洲峰会召开、俄雇佣兵集团瓦格纳将继续在非洲开展活动之际。在安全领域满足非洲国家的需求，恰恰是俄罗斯擅长的方向。
至于尼局势动荡对地区反恐的影响，也是真实存在的。贺文萍指出，萨赫勒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中心地带，反恐形势严峻程度超过中东地区。一部分原因与利比亚卡扎菲政府倒台有关，使得大量小型武器、雇佣军和武装组织流入萨赫勒地区，之后“基地”等势力都在乘虚而入。
“‘三股势力’肆虐，加上萨赫勒地区长期贫穷落后，近年来又遭受新冠疫情冲击……这就是地区国家政变多发的深层原因。”贺文萍说，当下，安全形势的恶化可能给地区和平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还有分析指出，尼日尔政局的动荡已陷入周期性反复，这种局面会对地区其他国家造成反面的示范效应。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政变背后的深层困境，带动地区和平与发展走向良性循环轨道，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