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为何提倡在“述”的基础上进行“作”历史|精神|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具有“生”“作”“时”的精神：

“生”，特指创新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历史过程，是无止境的，是内在必要的。《易经》提出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宇宙观，人事变化的道理也遵循宇宙变化的道理。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中华文明提倡在“述”的基础上进行“作”。“既述又作”“与时俱进”“日新月异”，可谓中华文明创新精神的显著写照。

“时”，强调的是创新要具有时代性，要适应变化的需要。“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创新精神的一个重要代表。

儒家并不是守旧的，而是开放的、创新的。儒家的君子人格是“时中”，即追求“与时偕行”和“极高明而道中庸”，又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倡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更是强调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进一步来看，注重原创性、全面性、连续性、守正性和可持续性，是中华文明精神成长的历史见证和文化结晶。

注重原创性——

章太炎专门探讨过中华文明的创新精神，认为中华文明从“泰古”时代有了“合群”，就开启了“作”的精神。

比如，黄帝的创新精神表现为“治五气，设五量”“服牛乘马，扰驯猛兽”“播时百谷，尝味草木”“考日月星辰”；尧的创新精神表现为“伯夷典礼，夔、龙典乐”“舜时而仕，趋视四时，务先民始之”；舜的创新精神表现为“宽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近”；禹的创新精神表现为“声为律，身为度”“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

此后，中华文明世世代代传承创新精神，形成了以“百家争鸣”“四大发明”“中医武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原创性成果，创造了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的古老文明。

注重全面性——

中华文明的创新，包括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

长期的文化创新，使得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璀璨的文明成果，先秦诸子、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无一不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

长期的制度创新，使得中国文官制度成为古代最有系统、最为持久、最有活力的一种行政制度，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可大可久”。

长期的科技创新，使得清代以前中国科技水平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注重连续性——

“温故而知新”，创新是一个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的过程。

从文化创新来看，中华文明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汉学、晚清公羊学、新子学等几个大的文化创新阶段，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一体。中华文明始终处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中，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从制度创新来看，从“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内阁六部制”到“地方封建制”“郡国并行制”“郡县制”，具有明显的传承性，具有内在的连续性。

注重守正性——

创新是解决问题的，没有矛盾就没有创新。中华文明充分认识、积极应对创新中的矛盾性。《老子》指出，“反者，道之动”。创新是螺旋式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就警示我们要密切注意科技创新是一柄双刃剑：用得好，能够最大限度造福于人类；用得不好，又会对社会运行造成冲击。因而，要以良善之心把握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做到守正创新。

注重可持续性——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经》在“既济”之后终以“未济”，强调的就是创新并非一劳永逸，而应该是可持续性的，更不能以枯竭资源、破坏地球、污染环境为代价。因此，中华文明很早就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把握自然的“常道”，倡导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这一特性潜藏于中华文化的历史基因中，融化于中国人的精神血脉里，张扬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气质与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