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桂龙：扩大内需战略与创新驱动战略发挥倍增效应需防止“合成谬误”平均水平|创新|战略
“把扩大内需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深刻反映了创新与需求的理论关联。新形势下，应努力形成扩大内需与创新驱动叠加的倍增效应，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一个不可克服的内在问题是相对过剩的存在，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产生矛盾，从而引起经济周期性运动。
凯恩斯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30年代左右经济危机的思考得出结论：有效需求不足是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因而在经济的宏观层面应扩大总需求。
熊彼特将经济繁荣和衰退归结为创新的不连续，经济波动的熨平需要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推动和实现技术创新。
由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特征在理论上从“需求—供给”相对平衡逐步转化为“创新—需求”良性互动。健康经济的稳定发展，需尽可能减少创新的不连续性，满足市场的连续性需求。
在当代中国，扩大内需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直面经济发展压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倍增组合。
数据显示，国内消费已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终消费占比还未超过60%，不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72%，还远低于美国82%以上的水平。这说明，扩大国内消费还有较大空间。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的力量，需要标志性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创新驱动战略有助于消减供给冲击的影响，对缓解边际消费递减和消费弹性下降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新形势下，要让扩大内需战略与创新驱动战略发挥倍增效应，需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
一方面，两大战略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不仅形成相互吸引的“万有引力”，还应该构建相互作用的“化学键的分子间作用力”。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为相关创新迭代提供了条件，创新升级又为消费升级带来了机会。
另一方面，两大战略应与其他国家战略共同发挥作用。比如，创新驱动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关联考虑，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战略应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等联系起来，为国内外两个市场循环联动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扩大内需战略应与高水平开放战略相结合。扩大内需不是放弃对外开放，而是要通过更坚实的内需基础为扩大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实践充分证明，内需规模越大，开放的动能就越强，国内国际双循环也就越畅通。高水平开放离不开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又能为国内消费产品标准提高、国内消费市场更为成熟提供参照和指引，进而有利于扩大内需战略的有效实施。
同时，创新驱动战略也只有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贯彻实施。创新驱动不是封闭于国境的内部举措，而是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不断扩大创新活动的内外边界。
一方面，在创新主体和人才上，应加大对跨国公司和高端人才的吸引，集聚全球高端创新要素；另一方面，应把创新产品不断推向全球，放大创新红利的溢出效应。
只有坚持开放式创新，才能为创新配置更优质的资源，才能为创新营造更优质的生态环境、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