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卷读了5遍,大卫·弗格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至第四卷中国|上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日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至第四卷英文版改稿专家大卫·弗格森应邀作主旨演讲。

“真正的中国，每天都在进步。”大卫·弗格森建言，西方社会应该放下偏见，走进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读懂中国领导人的思考与胸襟。中国也有必要创新国际传播渠道和方式，以西方人听得进、读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中国人是友好的乐于跟外国人接触交流

大卫·弗格森是一个喜欢游历四方的人。成年后，他基本上在故乡苏格兰以外工作、生活，从德国到美国，从印度尼西亚到新加坡。

2005年，大卫·弗格森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先是在东北的一座城市生活，住在美丽的松花江畔。短短两年间，这座城市沿江进行了多轮扩建，兴建了办公楼和新公寓，江边公园的面积也越来越大，“起初在江边可以跑5公里，后来就能一路跑上15公里”。

2008年，大卫·弗格森前往北京工作。当时的北京只有不多的几条地铁线路，现在却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发达的地铁系统之一。而且，“北京的地铁系统比很多欧美城市要更干净、更方便”。

上观新闻：您在北京工作多年，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是不是特别有感触？

大卫·弗格森：记得刚到北京时，空气质量不怎么好。春天一刮风，经常会有沙尘暴。我写了一本书，讲述中央政府层面和北京市政府层面为改善生态环境所作的努力。比如，通过实行更加严格的标准来控制尾气污染，由烧原煤转变为烧天然气、气化煤，从而控制发电站造成的污染。现在，大多时候，北京的空气都比较干净。

我喜欢骑自行车，不喜欢开车。有一年夏天我回到苏格兰，秋天再回到北京，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橙色的，蓝色的，让我感觉像看到了老朋友一样。中国人很擅长把科技创新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是一种很可贵的品质。

上观新闻：您来上海的次数多吗？对这座城市有何印象？

大卫·弗格森：我来上海的次数不多，每次待的时间也不长。如果要对一座城市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应该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几年前，上海办了一场大型国际活动。为了赶时间，我骑上一辆共享单车就上路了。突然，一位警察把我拦下来。他问我：为什么在这骑车？我解释自己来自北京，不太懂上海的规矩。“警察先生，我应该在哪里骑车呢？”他指了指旁边专门开辟出来的非机动车道，然后给我开了罚单。这件事情，让我对上海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有很深的印象。

接受您采访前，我刚去上海市区见朋友，很喜欢那个地方，街边有一排餐馆和酒吧。感觉现在的上海很适合年轻人交际和商人谈工作。

上观新闻：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并不像北京、上海这样有名，但您去过很多中国城市，并写下多部著作。“北上广”之外，还有哪些吸引您的地方？

大卫·弗格森：我很喜欢苏州。老城区保护得很好，走上半个小时就会觉得回到了一两百年前。它又是一个现代城市，新城区非常摩登。

我还喜欢山东北部的海滨城市，如威海、烟台。我喜欢待在海边，因为我的家乡也在海边，但这里的气候更好。

上观新闻：中国的西部呢？

大卫·弗格森：我到过甘肃。2019年，我受邀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扶贫论坛，看到了中国西部乡村的脱贫致富。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名妇女，她的生活在过去十年里完全改变了。如今，她是当地妇联的负责人，是一个外向、自信的人，有不少关于如何推进工作的想法。比如，通过刺绣，让更多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实现经济独立。

上观新闻：游历了各个城市，您对中国人有着怎样的整体印象？

大卫·弗格森：我在中国待了快20年。我遇到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友好的，对外国人感兴趣，乐于跟外国人接触交流。我还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日益增长的自信心，理解并相信自己的制度。

在中国，很多人都可以回顾父母的生活，然后说“我现在的生活比父母当时要好得多”，而且都可以期待“我的孩子会比我过得更好”。这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是理性的坚持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2008年4月，大卫·弗格森正式为中国国际传播集团工作。入职不久，四川汶川发生地震，他即刻跟随团队前往震区展开报道工作。

在都江堰的采访，让大卫·弗格森感受到了一种“中国震撼”。

当时，都江堰市郊有6个大型赈灾社区正在建造。这些赈灾社区使用的不是简单的应急帐篷，而是活动板房。到达工地前，他以为现场会相对混乱。

但实际情况是，施工现场井井有条，材料有效供给，灾民有序听从指挥。“毫不夸张地说，在工人们给板房封顶的同时，志愿者们就已经在组织灾民有序入住了。”

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中国的坚韧与力量。

上观新闻：您为何会选择在中国做记者？

大卫·弗格森：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来中国后，尝试了一些不同的工作。我还是国际足联的足球经纪人，曾尝试找到优秀的中国球员，将他带到欧洲去踢球。

2008年的时候，我看到一则“150万北京居民被迫离家为奥运会腾地”的虚假报道。这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大谎言。当时我就决定，如果这就是西方媒体对待中国的方式，那么我就去当一名说真话的记者，更诚实、更准确地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意义很不一般。中国经常会遇到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中国文化不喜欢冲突和对抗，我相对擅长辩论。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帮助中国去澄清、说明，利用我对文化的理解，对制度、体制的理解，去跟西方社会沟通和交流。

上观新闻：一些西方媒体将镜头对准中国时常常会刻意加上“灰黑滤镜”，背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大卫·弗格森：近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不平衡、不客观。这是被故意制造出来的。西方媒体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唯一行之有效的。中国的发展使西方的道德和制度优越性受到了挑战，对于中国的抹黑攻击是出于情绪上的不当反应。

当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好，中美两国人民获得的实惠越来越多，美国一些政客看到的却是霸权的丧失，是所谓“威胁”。这展现了中美两国在对待竞争与合作时的一种本质区别——中国认为，如果我帮你赢，我就是在帮我自己赢；美国的一些政客则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他国：如果你赢了，我就输了，所以我必须让你输。

上观新闻：如何反击西方媒体的抹黑攻击？

大卫·弗格森：中国应当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国际话语队伍。目前，中国的国际话语还像一个建立在一根支柱上的屋顶。靠一根支柱建起来的屋顶是非常小的屋顶，要构建一个更宽的屋顶，有更多的支柱，让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是软实力。就讲故事而言，中国人已经做了不少努力。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是怎样给美国观众讲故事，如拍出一部能吸引美国观众的好电影。

此外，中国还没有充分利用的资源是国际商界力量。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了解真正的中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他们知道，自己国家的媒体所呈现的中国图景是不准确的。他们有兴趣也有责任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构建积极的中国形象。中国应当把国际商业人士作为一种资源，给予更多的支持，让他们有信心在海外讲真话。

上观新闻：此次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创新论坛，主题是“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您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大卫·弗格森：在国际传播中，我常常会提到“3个C”。西方的现代化，本质上是围绕竞争、对抗和冲突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另外“3个C”之上，即合作、协商和连续性。在中国，人们希望达成共识，确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并贯彻实施下去。

西方人大肆渲染他们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有投票和选举。但投票和选举只是过程，并不是结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需要的是有东西吃、有衣服穿，孩子能够上学、街道能够安全。这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作秀”过程。显然，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打钩打叉来实现发展与繁荣。

此外，中国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防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强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产业升级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明智的。

上观新闻：要读懂中国、理解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您有何评价？

大卫·弗格森：我曾参与编辑一本书，讲的是优秀党员干部谷文昌的事迹。1950年至1964年间，他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信念，率领福建东山县人民埋头苦干，筑起总长达194公里的绿色长城，让海岛换了天地。

这是一位伟大的共产党员。一个热爱人民的人，必然得到人民的热爱。中国共产党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也自然会赢得人民的支持。作为一个西方人，我同样支持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相较之下，西方政党对“善治”没有什么兴趣，唯一关心的是如何赢得下一次选举，重要的是去赢得媒体头条。

上观新闻：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可以怎样做得更好？

大卫·弗格森：中国人是理性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理性的政党。你们不允许自己被激怒，依然一步一个脚印。只要这样坚持走下去，中国就会继续成功下去。

优秀的翻译不只是文字转换更需要了解语言背后承载的文化

中国外文局的局史馆里有一块展板，专题介绍在华工作的优秀翻译家。率先登场的是爱泼斯坦和沙博理，压轴出场的是大卫·弗格森。“能与外文局历史上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位翻译巨匠联系在一起，我倍感荣幸。”

在中国外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大卫·弗格森主要负责润色改稿大量英文出版物，包括上百万字的政府文件、公报和白皮书等。付出心血最多的，无疑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至第四卷的英文改稿。

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沉甸甸的使命。大卫·弗格森乐于投入更多的精力，也从中收获了更多的人生价值。2021年，他因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上观新闻：去年夏季，您与另外几位外国专家给习近平主席写信，讲述了参与翻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图书的深切感受，表达了从事让世界读懂中国工作的自豪心情。什么原因让你们萌生了写信的想法？

大卫·弗格森：2022年正值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我们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要给习主席写信讲述我们的工作。

从习主席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很强调翻译对于促进文明交流的重要性。我们会继续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是能够参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至第四卷多语种版的翻译出版工作，帮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习主席的宏大思想及其个性化表达，让更多人熟悉“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充满中国智慧的表述。

我一直希望并呼吁，那些将自己视为中国的朋友的人利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帮助中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自己，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上观新闻：为了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成为“信达雅”典范，您和翻译团队作了哪些准备？

大卫·弗格森：这是一个大工程。作为为数不多的英文编辑，这意味着我必须读完整本书。实际上，我每卷都读了5遍。中国人对政治话语的期待与外国人对政治话语的期待是极为不同的。我努力让它们适合西方读者。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同时要高度忠实于原文原意。

习主席的说话与写作风格简明、清晰、扼要。这从《之江新语》中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这本书辑录了他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写的一些文章，是为地方党报写的。当有外国人问我怎么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时，我会告诉他先去读《之江新语》。

上观新闻：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翻译、改稿过程中，具体克服了哪些困难？

大卫·弗格森：我始终认为，如果你跟一个西方人交谈，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传达信息上。有些翻译过分强调文字上的贴近，反而偏离了想表达的主要意思。所以，不应该问“我要在英语中找到哪个词和中文完全一致”，而应该关注“我理解了中文这个词，接下来如何用英语更好地表达这个词的意思”。优秀的翻译不只是文字转换，更需要深入了解语言背后承载的文化。

举个例子，英语环境下很难理解什么是“党建”。这有很多层面的原因：一是概念上的原因，西方没有党建这一说法；二是在英语中building强调建设一个从无到有的东西。你对一个讲英语的人说“Partybuilding”，可能他压根不会意识到这与“党建”有关，而只会觉得是带孩子去庆祝生日。所以，我建议将“党建”译为“strengthentheParty”，体现“加强党的建设”之意，让译文能更准确地传递原义。

再举个例子，“头雁效应”这个词非常形象——雁以V字形飞行，头雁设定方向、控制速度，还产生湍流，使后面的雁更容易飞行。方向是最难的，这是描述优秀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一个很好比喻。但在英语中，“goose”唯一的比喻用法是形容那些做了荒谬可笑事情的人。显然，我们需要找到更恰当的译词。

上观新闻：从一字一句起步，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不是有了更深的理解？

大卫·弗格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每一个理念都是这套完整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它们组合在一起，涵盖了治理中国的方方面面。

比如，书里谈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了实现奋斗目标，设立了初级阶段的哪些目标，然后依次延伸下去，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任务，一目了然。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所强调的理念、要求、规划，当转化为具体实践时，具有实实在在的影响中国、改变世界的效应。比如，“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扶贫等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这让很多外国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有了更深的理解。

大卫·弗格森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至第四卷英文版改稿专家，出版《生态北京：绿韵新城》《南通故事》《发现苏州》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