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特大城市治理为何更重要了？,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任务|现代化|特大城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城市战略更加凸显其重要性。

202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2019年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距离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仅一步之遥。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二战以来世界上有100多个经济体在追赶发达国家，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赶超的仅有12个，赶超成功率只有10%左右。而这些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是其城市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大量拉美国家，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城市不堪重负、“贫民窟”蔓延，导致将整个国家拖入泥潭，无法实现现代化进程再上一个台阶。即便在一些发达国家，部分城市由于出现衰败，甚至破产，也引发了经济社会问题。

因此，在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超过60%，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城市发展战略，特别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战略，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为此，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而言，超大特大城市治理与之有着紧密的对应关系。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角度而言，正如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也是一个特定的超大特大空间内所有市民的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城市整体规模和最基层管理单元规模的适域化甚至最优化，以实现市民与城市的和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超大特大城市治理中体现的则是城市的本质属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作为一个独特空间，其使命就在于通过集聚和规模效应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国外的超大特大城市可能因为这种效率而使得城市成为“有钱人的城市”，而人民城市则强调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式，实现全体市民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强调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不仅需要外在的物质财富也需要文明素质、利他精神、公益慈善等精神文明。对于超大特大城市而言，不仅需要城市硬实力让自己强大，也需要城市软实力让自己伟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超大特大城市治理而言则是如何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公园城市和美丽街区，当然也包括如何更好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以及重大疫情挑战。“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超大特大城市治理而言，则是如何能实现自身发展与周边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外来新市民如何更好融入城市等治理的现代化。

在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区治理无疑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行政区划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也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空间治理工具之一。另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治理中，行政区划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规模治理的促进优化作用，将更好实现超大人口规模城市的现代化；基层区划调整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促进优化作用，将更好实现城市的空间均衡发展和公平正义；政区地名的历史保护以及人文化、美感化调整，是提升城市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区层级的扁平化改革和边界治理等，对超大特大城市应对自然界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路径，而参考政区建制化逻辑的“河长制”等管理创新也为生态治理提供了政策工具。此外，行政区划的合并与跨界联动在超大特大城市区域化发展中，有着其独特的减少空间交易成本、提升整体空间治理效率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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