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民带来了什么？,“马路菜场”搬进新家之后村民|农民|马路

79岁的奉贤南桥沈陆村村民叶金凤，始终记挂着一桶自家产的黄豆。一年前，她提着一桶豆子来沈陆中心路上摆地摊售卖，没多久，只听一声“城管来了”，周围其他菜农们拎起大包小包跑得四分五散，叶金凤腿脚不好，混乱中，这桶金黄饱满的豆子不知被谁提走。她感到惋惜，但在马路上摆摊卖菜多年，这样的事常有发生。

但好在，叶金凤们的“黄豆之殇”不会再次上演。如今，南桥镇有了第一批农民自产自销疏导点，沈陆村中心路东侧的断头路上，100个摊位由东向西依次排开，供镇域内农民合规销售自家产的蔬果。叶金凤包下了属于自己的摊位，崭新的“准入证”是她如今的底气。

今年5月，在上海《关于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的基础上，奉贤区先行试点自产自销管控点，在南桥、庄行、柘林三个街镇设立首批疏导点，将“马路菜场”搬进规整有序的新家，兼顾民生需求的同时又尽可能降低占道经营对交通市容的影响。

近日，记者从奉贤区城管执法局了解到，奉贤将在首批疏导点建成的经验基础上推进“2.0版本”，因地制宜推动疏导点建设深入到辖区内更广阔的腹地，已基本确保每个街镇都至少有一个农民自产自销疏导点。

如今，距首批疏导摊投入使用已逾两个月，设摊农民与消费者的反响如何？设摊管理过程中是否显现新的难题？首批疏导摊的经验又将给新业态经营行为规范带来哪些启示？近日，记者探访了奉贤区的首批农民自产自销疏导点。

卖得放心，买得开心

清晨六点，沈陆村里的农民自产自销疏导点生意火热，熙熙攘攘的顾客徘徊在小路两侧的摊位边，驻足挑选尚带着露珠沾着泥的新鲜蔬菜。这条原先的断头路，热闹得像村里的小型农贸市场。

奉贤是全市9个涉农区之一，全区保有超25万亩耕地。对大部分村民来说，利用宅前屋后的自留地种植瓜果蔬菜，并不是新鲜事。但菜种多了，如何消耗成了问题。“吃不完浪费，不如卖掉。”这是疏导点很多老农设摊的初衷。

因此，疏导点里的蔬菜具有很强时令性。比如，前阵子的摊头，丝瓜、茄子、玉米、甜瓜是主角，近日，黄桃、蜜梨、葡萄、毛豆也次第上市。至于价格，菜农徐水根告诉记者，因没有很强的盈利目的，这里的农民都是“瞎卖的”。像他今天带来的玉米，开价每斤3块，顾客讲价到2.5元，双方合计着差不多，也就成交了。“本就是卖掉点库存，没指望能赚多少。”

这让疏导点内的蔬菜价格颇具优势。庄行镇步韵路农民自产自销疏导点管理员戴时龙告诉记者，同一种蔬菜，农民的开价要比对面菜场便宜近三成。

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疏导点内相对更低的摊位管理费。叶金凤卖了几十年蔬菜，最初在菜场里设摊，亲眼见证了菜场内的摊位费逐年递增，最终承受不住压力而冒着风险摆“马路菜场”。如今，疏导点内的摊位管理费只有不到原先菜场内的三成，摊位环境却更加独立整洁，离家也更近，客流量虽比不上菜场，但对于自家自产自销的蔬菜也已足够营收。成本下降后，售价便有了更大的弹性空间，更关键的是，摆摊变得正规，再也不用担心被驱逐，薄利多销，叶金凤感到满意。

两重优势叠加，也吸引了更多本不住在该村镇的消费者“闻鲜赶来”。早晨五点半，31岁的宝妈邢佳从金海街道驱车半小时赶到沈陆村，只为了去那里买农家自产的“土鸡蛋”，当然还有一些绿叶菜。“总觉得农民自己种的蔬菜更健康、更新鲜，吃起来更放心。”邢佳说。而家住奉浦街道的黄菊芳，以每斤1.5元的价格买下了老农自己种的西瓜，“便宜”是她会继续到疏导点当“回头客”的原因。

因疏导点受益更多的还是附近的住户。来自四川的李珍英租住在沈陆村，在疏导点建成以前，每次买菜她都要骑电动车抵达20分钟车程以外的镇上菜场。现在，只需从家门口步行两分钟就能到疏导点采买基础的果蔬，便利不少。

疏导点带来的集聚效应，给菜农们带去相对更稳定的客流和收益。65岁的村民何琴华告诉记者，为了躲避城管，她过去经常背着蔬菜骑车辗转于奉贤的大街小巷。“有时摆在菜场外，或是大马路边上，公园绿化带的树林里偶尔也能摆。生意说不准，时好时坏，如果这天路上人少，可能一根黄瓜也卖不掉。但在这，每天起码能卖出三四十块钱的蔬菜。”

因地制宜选址，多重管理并施

沈陆村中心路南接平庄西路，地处城乡交界，向南是聚集的村庄，向北是镇里的闹市区。因不错的地理优势，很多年前，那里曾有个较大的农贸批发市场。前去买菜的居民李军告诉记者，几年前，农贸市场关张搬迁，不少原先在市场摆摊的农民没了销售渠道，就地在菜场门前的沈陆村中心路上摆起地摊。日积月累，“马路菜场”的队伍日益壮大，一度延绵百余米，买卖双方将双向单车道的路堵得水泄不通。

在庄行镇步韵路，同样的问题也曾存在。正源农贸市场门口，不愿挤在菜场深处自产自销点的菜农将菜摊设在马路上，“以前卖菜、水产、家禽的商户都有，车开不过，地面污水横流，非常脏乱。”附近的居民胡雨晴说。

占道设摊引发的交通及市容问题一度困扰着城管执法人员。奉贤区城管执法局局长吴强表示，多年来，执法人员曾多次对这些地区进行疏导整治，但效果并不理想。“设摊者大多是本地农民，老人居多，我们多以教育劝阻为主，但很多时候执法队员刚走，农户们后脚又回来了。除了成片设摊，分布在街镇各角落的零星摊贩也不少，管控成本高，反弹回潮明显，很难治本。”

然而，农民缺乏自产蔬果销售渠道是现实，而居民也有就近买菜的需求。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与民生需求间，能否找到平衡？结合新版《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奉贤区城管执法局开始探索疏导点建设。

首先是选址。“这是最关键的，也间接决定了疏导点能否真正实现疏导作用。”吴强告诉记者，在前期阶段，结合执法队员日常走访、市民投诉等汇总信息，奉贤区城管局制作了设摊热力图，颜色越深的区域，私设摊位的问题也就越严重。进而以此为圆心，在其辐射半径的区域内，综合考虑交通压力、市容环境、噪音扰民等因素，寻找合适的点位设置农民自产自销疏导点。

比如，疏导点不能设置在桥梁、地下通道、学校、医院等区域近100米范围内，同时不能擅自占用绿地、城市道路，遮挡路灯路牌影响通行安全。此外，根据点位大小规模，还对参与村居的辐射范围作出限定，实行分时分段经营，有效避免聚集拥堵和管理混乱。

其次，疏导点的硬件设施提升了，进而保障了农民摆摊卖菜的安全及便利性。比如在沈陆村疏导点，每位菜农拥有独立摊位，顶上还有檐篷；步韵路疏导点则搬进了室内，从外观上看更整洁，也兼顾遮风避雨的功能。72岁的菜农李霞洁称，再也不用担心过路车辆压烂自己的蔬菜了。

记者还了解到，在管理规范上，相关部门除了要求摊主们自行做好摊前“三包”，还委派了第三方机构负责保安保洁，保证疏导点整洁有序。摊位费的营收，将用以维系疏导点管理方的日常运营。此外，堵疏结合依然是城管执法的重点。吴强介绍，在疏导点周边，城管部门还安装了多个监控摄像头，同时配备执法人员进行巡查，确保零星摆摊不再出现。

设置准入机制，警惕促成“中间产业”

疏导点究竟能否真正起到“疏导”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市场的反馈。对此，菜农摊主们最有发言权。村民杨万年家住南桥镇与新寺地区交界处，此前在新寺的菜场设摊，如今他每天骑车半小时也要赶去沈陆村，原因就是“人多，生意好”。在步韵路疏导点摆摊的张火芳也表示，因为自己的蔬菜卖得比对面菜场价低、更新鲜，不少居民买完肉类后会特地拐来买菜。有了承接效应，她每天早上5点出摊，通常不到7点就能卖完回家。

从第一批疏导点实践两个月的情况来看，农民们对其的热情颇高，需求较旺盛。张火芳告诉记者，步韵路疏导点的摊位很抢手。有时其他街镇的老人闻讯后也会赶来凑热闹，但因为没有“准入证”，无法进入设摊。张火芳记得，有些农民会将菜摊私自设到疏导点外侧的空地上，但一旦被管理方看到，便会被劝离。

不过，疏导点内农民们互帮互助的氛围能有效避免这些矛盾。在步韵路疏导点内设摊的菜农陈秀金就曾将自己的摊位与另一位从其他街镇赶来的老阿婆共享，划出部分区域供其摆放蔬菜。“对方年龄大，我给她匀点地方就能省得她白跑一趟，大家卖菜都辛苦，应该彼此照顾。”陈秀金说。

这种“彼此照顾”体现在多方面。比如，经验丰富的菜农会教新来的摊主如何吆喝；有专业电子秤的摊主会把自己的设备共享给使用老式杆秤的老人；还有老农带来自家种植的西瓜，与周边的摊主们一起吃。除了帮助农民增收，疏导点似乎也成了农民们日常社交的新空间。

稳定的新经营业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疏导点内经营主体的单一性。记者从奉贤区城管执法局了解到，在首批农民自产自销疏导点的实施方案中，都曾明确疏导点内的经营主体为该镇持有村委发放的“准入证”的村民，其经营范围为农户自产自销的蔬菜瓜果。吴强告诉记者，在入场前，农民要凭有效证件向所属村委申请，待审核通过后才发放“准入证”。为了精准贴心帮扶特殊群体，还实行残疾人、贫困家庭等困难群众优先申请入点政策。

追根溯源，在各街镇设立农民自产自销疏导点，最本质的愿景是给辖区内的农民提供销售自家蔬果的渠道。吴强表示，在任何时候，自产自销疏导点内都不能允许商贩进入。

“要尽全力保障农民们的基本权益，规范好疏导点内的新经营业态。提供给农民的摊位资源本就有限，更不允许商贩利用自产自销疏导点，将其演变成农贸市场跟独立门店的‘中间产业’。”吴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