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五个方面内容为重要支撑,透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历史|中华文明|连续性
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延续至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述和概括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连续性作为五个突出特性之首，最为基础，最为重要，具有鲜明的统领作用。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至少涵盖五个方面的重要内容，或者说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作为重要支撑：
一是疆域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中国”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其含义或概念来自上古时期在黄河流域获得统治地位的政权。秦汉之后，中央王朝的疆域在商、周二朝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此后，随着王朝的更替、变化与发展，中央王朝统治的大致区域和疆土基本确定。其间，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变化，或者即便是政权割据、军阀混战，但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或者说中央王朝控制的关键、核心疆域范围，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疆域的相对固定性和连续性，有效避免了文明和文化的割裂与分野。毫无疑问，这为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创造了基础条件。
二是中央政权模式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中央政权模式的确立，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甚至是更早的三皇五帝上古时代。东汉经学家刘熙曾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个“中”更多的是表示“帝国中心”的意义，即作为帝王常驻地的都城，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秦汉之后，大一统封建王朝形成，基本上将天下一统的历史法则确立了下来。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一统既是人心所向，更是历史规律。秦以后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王朝兴亡更替、循环往复，但大乱之后的大治、割据之后的一统成为最明显的特征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
孟子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与孔子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义相近。历史上，许多风云人物身逢盛世就把“学而优则仕”“出将入相”作为自己的事业追求，身处乱世则把天下一统、问鼎中原作为一种政治追求和终极目标。其中所体现的，就是对天下一统的集体认可和最高政治诉求。
此外，中央政权模式的连续性还体现在中国人对中央政权统治合法性、正统性的认可与接受。这也是割据时代绝大多数区域性政权都试图“逐鹿天下”建立中央王朝的主要原因。
三是语言文字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作为文明文化的承载、交流与传播的主要介质，中国的语言文字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性特点，但自秦始皇统一六合“书同文、车同轨”后，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以汉语为主的语言文字体系就确立并延续了下来。
由此，从南到北、由西而东，尽管“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风俗大相径庭、南腔北调千差万别，但最终大家书写下来的文字是统一的。加上明清以后官话体系的逐步完善，使得汉语语言文字在中国的疆域内甚至在东亚地区具有较强的文化承载力和传播力。
最明显的对比，就是面积与中国差不多的欧洲，由于宗教、血缘等各种原因，分为数十个国家，数十种语言文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语言文字所表现出来的突出连续性，对于中华文明能够延绵不绝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四是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中国人对于历史的重视，在整个人类社会无出其右。相传，黄帝时期就有名为仓颉的人从事类似史官的职责。汉朝时，中央政府设置名为兰台的中央级档案机构，专门负责存史修志。至唐初设立史馆，诏修前代史，历朝历代为前朝编史成为传统。
盛世修史，盛世修志。官方修史修志的工作，往往由皇帝亲自推动，选任学问扎实的高级官员担纲主纂，再由专门的史馆集中学子承担编修工作。于是，就有了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以省、府、县、镇、乡志为代表的地方史志体系。
除了官方修史外，历代不乏饱学之士进行私人修史，留下不少传世之作。司马光总纂的《资治通鉴》，是历代私人修史的典范。虽由宋神宗亲赐书名，却仍未列入正史，足见国家对于修史的重视程度。
对于拥有浓厚宗族观、家族观的中国人来说，编修家谱、家训以及为前辈先祖立传的传统，既直接体现了中国人注重家族史传续的特点，也反映了中国人对历史传承的执着。
中国人对档案史料存续的重视程度，同样非常突出。历朝史馆除了编纂前朝史和本朝国史外，还要负责编修“实录”。所谓“实录”，就是以编年体形式专门记录本朝皇帝在位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类似于今天的大事记。还有专门人员记录皇帝一天从早到晚的言谈举止，即起居注。
此外，历代朝廷还非常重视诏书、奏折、公文等文书档案的保存保管。专门负责收集各朝代中央机构档案的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明清时期档案超过1000万件。
除了官方收藏档案史料外，中国历来就有私人收藏的传统。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大员盛宣怀，所藏档案17.5万件，体量超过1亿字。对历史的重视以及丰富的历史资源，其背后蕴含的文明文化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五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明清鼎革之际，顾炎武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喊。这里所说的天下，并非一家一姓之国家，而是指天下苍生与民族存亡。所以他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的天下观，体现了其对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天下观的继承与发展。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与国家危亡成为中国人的时代命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二字所代表的、所拥有的精神内核发生着质变，并在时代进程中得到不断充实。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家一姓的国家、一片疆域或一个地理概念，而具备了现代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更多承载了中华儿女和全球华人的身份认同、精神寄托与情感归宿。“天下”与“国家”两个概念之间，既发生了某种深层次的切割，又经历了某种新的聚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传统的天下观在延续和传承中得到进一步升华。我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国家与个人、家庭之间荣辱与共的深层次关联，“振兴中华”“有国才有家”等表达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下沉，成为深切而非表面、内心而非口头的认知与情怀，并不断地化为中国人的内省与自觉。这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动力，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支撑。
进一步来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韧性和创造力。回望近代史，实现现代化是实现民族独立、谋求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具有较强的历史逻辑和历史必然。
清中期，彼时的中国相对于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欧洲来说，已显出贫困落后的态势。因此，康乾盛世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红薯盛世”。
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天朝上国”一夜沦为西方列强予取予夺的落后国家，民族存亡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时代特征，民族救亡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时代命题。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兴起到清政府倒台，中国人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基本上将“中世纪中国”转向了“近代中国”，促成中国进入传统农耕国家转向近代国家的历史发展轨道。
与之相伴，一些类似于西方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和形式，如工业体系、科技体系、教育体系、贸易体系等，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这一走向近代化的努力，毫无疑问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端和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发轫于近代中国的民族救亡与民族自决，是在近代中国面临列强环伺、被奴役被掠夺的恶劣形势下开启的。它的开启，始于自救，始于求生的本能，始于一种对外界威胁的应激反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总之，把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连续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高度概括了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还是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钥匙，以及中华文明绵长隽永、中国人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决定性因素，背后体现的正是中华文明、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延续、传承与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