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做多少年没人知道,已做了12年,他们把《水经注》里的水一条条研究下来团队|项目组|水经注

有没有一本书，能让昨日的山川与今天的城邑交汇？有没有一张图，能让绵延千年的中华文明跃然于纸上？

李晓杰带领团队，用12年的时间，给出了一个答案——新撰《水经注疏》与新绘《水经注图》。

从校、笺、释、图四个方面入手，他们进一步梳理复杂的典籍版本，将传统考证与现代技术相融合，让古代的河流水道体系与自然人文景观精准复现于今天的大比例尺地图之上。

盛世修文，丹青著史。李晓杰及其团队将《水经注》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目前，《水经注校笺图释》、《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等研究成果均已出版，而一场探索古今自然环境变迁、梳理历史发展脉络、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李晓杰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存古而尚新

李晓杰收集了近80个版本的《水经注》，这个数字超过了胡适当时的所见。

近年来，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部分散佚在海内外的《水经注》版本得以现身。

更丰富的版本资料，更先进的勘探技术，更完备的研究方法……它们似乎都在呼唤着一本属于新时代的《水经注》，好让这本“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的奇书被再次激活。

解放周末：《水经注》成书于魏晋南北朝，郦道元为什么会选择在此时作此书？

李晓杰：在郦道元撰写《水经注》之前，我国在记载山川地理方面有《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水经》等著作，但正如郦道元在《水经注》自序中所说“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他有感于上述这些书籍所载的内容仍不够完备周详，于是再次搜集资料，重新编排注释。“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完成了《水经注》40卷，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中古时期的地理系统。

解放周末：李泽厚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的时代，随着两汉经学的崩溃，一种摈弃烦琐、迂腐、荒唐，重视学术效用和利用价值的观念开始流行。这似乎与郦道元作《水经注》不谋而合。

李晓杰：《水经注》弥补了《水经》的不足，内容大大超过《水经》，文字是其三十余倍。《水经》记载的河流只有137条，而《水经注》的记载扩大到1252条，数量约为原来的十倍。

郦道元不仅逐条详细记述每一水道的源头、流向、经过、支津、汇合、归宿以及水道变迁等情况，还对每个流域内的山水自然景观、气候植被、人文景观、大小城邑的建置沿革作了详尽记录。这些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此书的内涵，让人们得以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状况，一定程度上具有经世致用的价值。

解放周末：在我国古代记载河流水道的著述中，《水经注》拥有“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的地位，甚至被称为“宇宙未有之奇书”。它的价值是从何时起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

李晓杰：《水经注》成书后的五百年，一直靠手写本得以流传，最早的官方记载见于《隋书·经籍志》。在隋朝至北宋的一些地理志中常常可以看到对《水经注》的引用。如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和北宋的《太平寰宇记》等。

在手写转录过程中，信息的偏差、错漏、误读很容易出现，再加上流传版本的差异和战争等因素，到了明代初期，《水经注》有许多地方已无法卒读。

然而，这本书又极其重要。一方面，许多涉及地理的著作都以其作为关键资料来源，对研究中国社会、地理的历史变迁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水经注》的文学价值很高，包含了很多神话传说、典故与词语资料。

于是，自明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专门研究《水经注》的“郦学”。不过这一时期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其文学内涵和审美趣味，并出现了以谭元春为代表的词章学派。到了清代，人们开始专注其历史地理价值。学者们将《水经注》的记述与当时的水文地理实况相对照，取得许多新认识。当时，利用西方技术绘制的地理图册也加深了学者们对《水经注》的认识。

南宋刊本

解放周末：经历如此颠沛流离后，《水经注》为什么还能基本完整地流传至今？

李晓杰：这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校勘、批注和跨越时空的交流印证。尽管这使《水经注》成为我国版本最为繁杂的典籍之一，但正是如此多的版本，构成了今天我们还能深入研究和解读《水经注》的基础，让这部在流传中文字脱漏、错讹严重的经典之作能被今天的中国人读懂。

解放周末：在2022年的全国两会上，“加强文物古籍的保护利用”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水经注》这样的古代典籍而言，版本校勘太重要了。

李晓杰：版本研究是从事《水经注》具体研究的最根本的基础，只有尽可能多地收集到相关版本，细致比较异同，才能评判各版本的价值，识别出其中的错误，才能为后续《水经注》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现存最早的刻本，人们习惯称其为“残宋本”，大约刊印于南宋初期，仅存十一卷半，且没有一叶是完整的，字数不到全书的1/3。直到明代，随着对《水经注》研究的展开，才出现了对底本进行了校改的版本。

我们受到胡适先生晚年复原《水经注》“古本”构想的启发，提出“古本系统”与“今本系统”的观点，选用了29种有代表性的《水经注》版本，逐一进行深入探究，并加以相互比较，最终厘清其各自的流变，形成了《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这本书。书中还配置了300余幅相关版本图片，直观展现我们的研究结论。

解放周末：在厘清《水经注》版本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

李晓杰：在进行版本梳理的过程中，我们的确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发现。例如，重新找到了原以为早已遗失的陈仁卿刊本，发掘了乾隆以后一直被学界埋没的王峻校本的价值，肯定了沈炳巽订讹本的一些创见等。

新《水经注图》

解放周末：这些研究成果也呈现在了新绘《水经注图》中？

李晓杰：没错。新的《水经注图》是在1:25万的地形图上绘制的，因此，每一条支流、每一处自然人文地理要素都非常清晰。在地图的展现形式上，我们采用了“古墨今朱”的形式并略做变通，古水以蓝色标绘、古地以黑色字体标注，今水、今地以红色字体标示，将古水、古地与今水、今地对照反映。对于一些著名的城邑和水利工程，我们还有放大的局部图。通过将索引图、概念图、全流域图、流域内分图、局部放大图等相结合进行了呈现方式上的创新。一张地图，只有让它“好用”，后续才能被“用好”。

戏剧与舞台

李晓杰的办公室位于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第21层。在这里，“禹贡”二字的存在感很高。

最早，“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文不过千言，却能划疆域、定九州、查物产、晓风俗。

后来，“禹贡”成了一个学术团体的名称，由顾颉刚与谭其骧发起，以推动中国沿革地理研究向历史地理研究的转换。

现在，“禹贡”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标识，圆润的印章状外表下透着纵横捭阖、贯通古今的气概。

解放周末：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禹贡”有什么来历？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有何关系？

李晓杰：《尚书·禹贡》是战国时魏国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也是中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禹贡》的内容极为丰富，可以看作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源头。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历史地理学”这个词，其时只有“沿革地理”的说法，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疆域政区沿革，一个就是水道变迁。

民国时期，为了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地理学研究进行区别，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历史地理学”这个新词。当时，他们成立了禹贡学会，还办了一本叫《禹贡》的杂志。《禹贡》“发刊词”中写道：“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在顾颉刚带的学生中有后来在复旦任教的谭其骧先生、在北大任教的侯仁之先生和在陕西师大任教的史念海先生，他们三个人年纪都各差半岁，后来都成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代表人物。

1956年，谭其骧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创办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1982年成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先生担任首任所长。1991年，谭其骧先生留下遗嘱，设立“禹贡基金”。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我们的事业发展到今天，都离不开这个源头。

《禹贡》创刊号封面

解放周末：您是什么时候来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有什么契机吗？

李晓杰：我1984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本科学位。在校四年，周振鹤老师是大四时我撰写本科学位论文的指导老师，因此一直同周老师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

本科毕业后，我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主要负责清代宫廷戏衣及日常用品的整理和研究，可用来做历史研究的机会并不多。后来，正巧周老师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并到故宫与我见面，我便表达了自己希望继续深造的想法。

其时，史地所的研究生很少，所有的硕士、博士加起来还只是个位数，所里的研究很需要人手。我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备考之中。

终于，1991年，我又回到复旦继续读硕士、博士。

解放周末：您在史地所学习的时候，见过谭其骧先生吗？

李晓杰：本科阶段，我听过谭先生的一次讲座，印象很深刻。

在进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读硕士后，葛剑雄老师本已安排一次我们学生与谭先生的会面，但还没等到见面交流，谭先生就中风病倒了。最初的一段时间，由我和另外几位同学轮流到医院照顾他，我还记得谢希德校长来看望过谭先生一次，我能感受到两位先生之间的那种尊重与情谊。

解放周末：您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东汉政区地理》，研究方向为何会转移到《水经注》？

李晓杰：其实，重新研究《水经注》是历史地理研究领域许多前辈的心愿。谭其骧先生非常重视《水经注》这部历史地理学经典著作。在完成八大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以后，他最想着手进行的工作就是探究《水经注》。

周振鹤老师也多次呼吁展开对《水经注》的地理学研究，为今天的山川治理与景观改造提供重要参考。

我在完成《东汉政区地理》后，继续跟随周振鹤先生研究政区地理，并独立撰写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的部分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我积累了一些研究方法和资料，感觉可以着手《水经注》的工作。

例如，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部分，我设计了一个简明的政权兴衰示意图，能较全面地展示先后更替的王朝政权和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而将这一思路应用到《水经注》的各流域图中，就形成了类似地铁线路般的水道概念图，能使读者在图中清晰辨明河流的主干或支流。

解放周末：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区域地理著作《尚书·禹贡》，那么，是否可以说，相较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对历史地理学的重视程度是独树一帜的？

李晓杰：在西方，有一本专门的学术刊物，名称就是《历史地理学》。但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西方与中国有着很大的区别。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对象与资料运用上有着非常独特之处。

首先，从历史的悠久程度和延续性上来看，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拥有上千年的文明。其次，从文献记载的完整度上看，中国在经学和史学上的传统让每一代人不断对传统典籍进行校勘注释，客观上使得典籍资料得以长期流传不断。最后，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多样，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足够丰富的相关数据和样本。

从《禹贡》到《水经注》，再到今天的新释与新绘，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始终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而对历史复杂变化的把握也会为今天人们所面临的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水利工程等许多重大问题提供参考。

默室亦可求深

4月22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201会议室，正举行着一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水经注》校笺及水道与政区复原”的开题报告会。

李晓杰正是这次会议的主角。

这是一次隐秘而伟大的旅途，因目标坚定而团结起了更多人，让这张由山峦河流所铺陈的大网，打捞起了更多丰盈的历史过往。

解放周末：《水经注》篇幅巨大，研究团队是如何完成如此庞大体量的项目的？

李晓杰：从2011年起，我们便利用相关传世文献、考古资料以及GIS数据分析手段，展开了对《水经注》中部分流域的实地走访和深入研究。

最开始，团队大概只有四五个人，随着项目的深入，参与其中的人员也逐渐变得多元。这几年，中文系、历史系的不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会过来旁听我们的讨论。

对于自愿加入的学生，我们会根据具体的项目规划和个人的专长将任务分配到每个人身上，再加上1—2位长期扎根项目的人员，基本可以维持团队的动态平衡。十余年来，我们都是定期对文本所涉及的问题逐一讨论，每周2—3次，每次半天，我们会不断细化文本中遇到的问题并进行拆分，形成材料收集、实地走访、集合讨论等多种方案。

解放周末：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

李晓杰：对每个流域的研究，我们都力图做出点“新东西”，并通过研究方法上和呈现方式上的创新，创造史学研究的新范式，带动相关学科更新改造。

以洛水流域著名引水工程千金堨的3D复原为例，我用建筑师专用的制图软件做出模型，不仅能360度呈现古代水利工程的全貌，还能生动展示其与河流之间的大小比例，而这是我在B站上花一周时间自学完成的。

参与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们也一样，历史地理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他们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我们项目组的学生，很多人刚来时对画地图一窍不通，现在已经能算得上制图“老师傅”了。

《水经注校笺图释·洛水流域诸篇》

解放周末：不仅体量大，《水经注》项目的研究周期也很长，所以很难有学生能完整地跟进整个项目。

李晓杰：很多时候，成员们大都只是参与项目中的一部分。尽管在多次反复的讨论或验证后，可能有些观点和证据已经被推翻，但我们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在项目完成或成书之后都会列上他们的名字。

解放周末：目前，从《水经注》项目组走出来的学生中，继续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多吗？

李晓杰：在现行的学科体系中，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并不能得到完全的伸展，也很难留住人才。

像世界史等都已被单列为一级学科，而历史地理学还面临一些困境，如学科归属存在争论、学科发展方向还不够明确等。

这一方面因为是交叉学科本身难以进行清晰明确的定位，既不像历史学研究断代史为主，也不像地理学主要聚焦现代地理。

另一方面也存在人才培养和储备的接续问题。在我们的团队中，有很多跨专业的同学，他们需要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不断补充历史学、地理学相关知识和制图技能。这不仅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更需要实际案例的磨炼。

学术研究是一项需要坐冷板凳的工作，尤其是涉及具体的古今地理考证之学，更需要花费超出常人多倍的精力才能完成。

解放周末：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可能不太能直观感受到复原一个6世纪以前的河流水道体系的价值和意义。对研究者来说，存在这种疑虑吗？

李晓杰：做历史研究，有时很难看到即时的效果。今天，当我们学《水经注》，读到《三峡》这一段时仍会感叹大好河山的壮美，但也许也不会想到，如果没有前人的研究，这些文字和记述就散佚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而未来的人们，也许可以凭借我们新撰的《水经注疏》与新绘的《水经注图》一窥我们这个时代的山峦河流，并从中看到中华文明与历史的脉络如何绵延。我想，对研究者来说，这不仅需要一种历史主义的视野，更需要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

解放周末：目前，历史地理学似乎依然是门“高冷”的学科，如何拉近普通人与历史地理研究之间的距离呢？

李晓杰：因为《水经注》自身的特点，阅读者必须参阅地图，否则只能欣赏文句而对地理难明就里。也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能在已有《水经注图》的基础上用现代技术建立释地空间数据库，并绘制新《水经注图》。

目前，我们正在与南京师范大学合作一个数字《水经注》的项目，希望能在我们出版的《水经注》释图基础上，将各个流域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届时，每个人都能非常便捷地进行查看，这也将为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便利。

解放周末：接下来，您和团队有何计划？

李晓杰：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淮水流域的研究。以后想先把黄河的支流部分做完，再考虑做黄河的部分。我们的速度并不快，但力求精准。未来，通过遥感技术、高程图、卫星图等技术手段，实地考察的部分或许能更有效率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