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秩序的载体,学林随笔｜节日是秩序的产物

节日是秩序的产物，也是秩序的载体。

从乾隆初年开始，每逢节令，如中秋、重阳、颁朔、冬至、腊日、祀灶、除夕等，清代宫廷都会上演月令承应戏。一方面，反映节日习俗，娱神娱人，烘托节日氛围；另一方面，配合政令实施，教化臣民，体现国家意志。

不过，一成不变地按节令行事，也难免会陷入旧秩序与新环境的冲突之中。

贞元年间，唐德宗有次深秋打猎，不胜寒意，想把《月令》规定的换衫时间提前，就同随驾大臣商量：“九月衣衫，二月衣袍，与时候不相称，欲递迁一月，何如？”左右感同身受，个个点赞谢恩。第二天，德宗便命翰林拟诏改令，“以圣人能上顺天时，下尽物理”。未料，学士李相程一票否决，并上奏坚称：“臣谨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删定，不可改易。”祖宗之制不可变，素来“深尚礼法”的德宗只好作罢。

自天宝年间起，气候有转冷的迹象，对农业生产与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破坏。天宝四年，“秋八月……河南睢阳、淮阳、谯等八郡大水”；天宝十二年，“八月京城霖雨，米贵”；天宝十三年，“是秋，霖雨积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颓坏殆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

这一时期，关中地区发生水灾28次，旱灾42次，蝗灾10次。风不调、雨不顺带来的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再加上安史之乱带来的战争重创，最终将大唐王朝拖向衰败的命运。

对秩序的敬畏和尊重，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刚需。这不等于墨守成规、食古不化。在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中偏执任何一端，都会陷入系统失衡的危境。孔子说，道不远人。天道和人伦，本就不该是“二选一”的选择题。

宋人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记录了一个今人罕知的节日：“祥符四年正月，诏以六月六日天书再降日为天贶节。在京禁屠宰九日，诏诸路并禁。”这样一个由皇帝下诏、国家背书、官方建构而横空出世的节日，出身不可谓不高贵，却很快没入尘世。

与之对照，民间的六月六节俗却逐渐热闹生动起来，衍生出服豨莶、收瓜蒂、造神面、煎楮实、酿谷醋、回娘家、祭祀祖先、解暑宴游、晒衣晒书等，成为一个烟火气十足的传统节日。

正如基因的表达和遗传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有生命力的节日在内容和形式上也会有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特点。六月六这天，苏浙一带流行采食田间地头野生的马齿苋，认为可以禳解疫气。胶东半岛麦子成熟，人们用刚收获的新麦做成各种面食，是谓尝新；乳山等地的习俗则是家家户户蒸面兔，为兔子过生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遭遇的野兔之患及由此形成的兔神信仰。

在人口迁徙、民族交流融合、文化传承创新中，各地、各民族的节俗逐渐形成了共性突出、个性分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特点，端出了一锅风味独特、包罗万象的中华文化“九宫格”盛宴。

“上顺天时，下尽物理”，还可以从晒衣、晒书的习俗变迁中窥见一斑。

据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贫居南阮的阮咸无物可晒，“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旁人问他，为何把一条上不了台面的粗布短裤晾出来碍眼？阮咸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同样有趣的是，东晋名士郝隆因不得重用，乃于“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七月七，魏晋名士晒出了自己的风度，也晒出了晒物习俗源自七月七的“身世”真相。

直到明清之际，六月六晒衣、晒物的习俗才见诸文字。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载：“六月六日，晒銮驾，民间亦晒其衣物，老儒破书，贫女敝缊，反覆勤日光，晡乃收。”清朝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清代学者潘弈隽也作有《六月六晒书》诗：“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

晒衣、晒书习俗被剥离出来后，七月七旋即“瘦身”为乞巧节，晒物节则“漂移”至六月六那天生根落户，遂有“六月六，晒红绿”之俗。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唐朝开始的气候变冷，引起夏季高温日前移；直至明清时期，六月六比七月七明显变得更适合曝晒衣物、书籍等。

把晒物节从七月七嫁接到六月六，又在这天充分采借天时地利之便，将六月六对生产生活的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把这个节日按照人民的需要过得热火朝天、生气蓬勃，是真正的“上顺天时，下尽物理”。正所谓，道不远人，理在其中。

有了秩序的加持，节日习俗便有了主心骨，能抵御日月变迁、朝代更迭带来的冲击；有了仪式化的习俗传承与演变，节日所承载的秩序——特别是伦理纲常——也就有所附丽，社会结构遂得以保持强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