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种去脉络化的误读,将“海派”与崇洋联系在一起现代性|城市|海派

“现代性”最初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历史形式横空出世，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构成西方思想脉络下现代性的重要源流。

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独立个体的出现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标志。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又会取代旧的生产关系，赋予现代性以新的内涵。可以说，现代性的意义不仅来自物质增长和生产技术进步，还有生产关系和制度的迭代。

正因为如此，现代性往往呈现一种“新”与“旧”之间的张力。如同《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性的内涵更为具体，“首先是一种线性不可逆的时间意识，丰富多彩又转瞬即逝”。同时，城市的现代性又象征着一种断裂的经验：一方面是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的断裂，另一方面是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断裂。

进一步来看，城市的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平民化的态度与精神气质，是一种告诉人们往何处去的观念。

上海的现代性，既有跨地区的普遍特征，又包含上海的特殊情境。

其一，“中西交融”是历史源流。

17世纪上半叶，徐光启作为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先驱和中国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者，不仅为上海带来“西学之风”，还助力上海成为近代科学技术的高地。

如果说徐光启时代的上海是在知识层面有选择地接受现代化，那19世纪的上海开始全面感受到西方现代化带来的冲击。在价值观念上，所谓“贱商”的传统认识被“慕商”的公共文化翻转。上海不仅是一座生产型城市，更作为一座消费型都市为世人所知。在治理模式上，上海形成了尊重市场以及科学施政的风气。在族群构成上，过去由地缘和血缘形成的传统社会关系逐渐淡化，被重新组合成基于职业、空间和阶层的新社会关系。

可以说，正是东西方文明的相遇碰撞以及积淀留下的精华赋予上海现代性，并成为城市重要的象征性符号，不断影响人们的空间体验和感知。

其二，“海派”是文化红利。

曾几何时，一些人习惯于将“海派”与崇洋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是一种去脉络化的误读。

“海派”最终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在上海站稳脚跟并发扬光大，主要基于两个关键性因素：

一是平民化。任何行业要想在上海生存，就必须适应这个由南腔北调所组成的、讲究效率和实用性的移民社会。观察那些被冠以“海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其客观表现形式是什么，大部分都具有灵活、开放、接地气的共同特征。

二是创新与包容。“海派”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虽来自五湖四海却终能融为一体。这样的结果归功于创新性的整合制度，包括现代化的教育机构、富有活力的社团组织以及竞争性的奖惩机制。

“海派”在时代上顺应历史，契合了高速变迁的时代特征；在性格上敢于突破，不受传统社会观念的制约；在气质上雅俗共赏且能世俗化，本身即是现代性的体现。

其三，“信义”是制度保障。

“信义”的确立与区域性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与长江腹地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具有频繁、密切的经济联系，还是京杭大运河重要的辐射区域，商贾辐辏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生意人。为了保障交易的可靠性，更好地促进商品的交换与流通，发展信用融资便成为关键。

商业发展还带来城市公共意识的抬头，从而将传统民间的“义举”引向现代化。上海作为中国近代的慈善中心，涌现出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救济妇孺会等以现代化理念和标准建立的社会组织。此外，还出现了一批将市场逻辑与社会公益相结合、收容流浪失业人员的庇护工场和游民工厂，开启了现代公益风气之先，促进了民间力量的壮大。

可见，上海的现代化是一种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探索与调适。其中，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融合上海本土的特色，更是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是观之，未来上海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出发，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从历史维度出发，凝聚空间共同体意识，守护上海的城市精神品格及其象征性符号；

从文化维度出发，打破固有思维，敢于创新，追求开明睿智和平民化气质；

从制度维度出发，建设重规则、讲信用、可预期的商业环境，营造有道德、有温度、善沟通的社会氛围。

归根结底，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在话语上“大道至简”，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与实践空间。上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要尊重与顺应客观规律，就可以为城市发展繁荣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