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愿意接受调解？,在上海工作的人碰到劳动纠纷,被裁员、被欠薪争议|劳动|调解
再次面对“老东家”的人事经理时，李女士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与对方沟通了。
就在两个月前，她的合同期满，公司不再续约，还要求她在离职前把去年没休的假期休掉。她提出：能不能折算成工资？公司却拒绝了。气不过的李女士便来到虹口区北外滩街道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投诉。
“别担心，你的情况不算复杂。”调解员沈晓峰核实了解后，一次次找公司协商，最终说服公司向李女士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会面当天，双方确认报酬数额无误，郑重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名。李女士表示，调解结果达到了自己的预期，“非常感谢沈老师的努力”。
像这样的调解，是劳动人事争议办理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上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下沉劳动争议调处工作重心，为街镇化解劳动争议赋能增效。目前已经实现215个街镇调解组织全覆盖，并构建起以街镇专业性调解组织为主，企业、行业、园区、楼宇、商圈等调解组织为辅，相关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体系，努力将更多劳动争议化解在苗头源头。
刚性与柔性
在“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劳动人事争议办理基本程序里，协商调解属于更前端、更柔性的处理方式，有利于统筹维护劳动者权益和企业发展。然而在现实中，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往往会憋着一股气，选择通过仲裁手段来解决问题，直面刚性的法律。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为更好发挥调解在劳动争议化解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力争柔性处理争议，将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自2015年起，上海分三期试点开展了全面引导先行调解工作，2018年在全市全面推开。
所谓“先行调解”，就是通过加强仲裁案前的宣传引导，并采取畅通调裁衔接程序的配套措施，引导当事人更多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争议。在此基础上，上海又于2019年全面开展调解组织代收仲裁申请工作，街镇调解不成后直接由调解组织代收仲裁申请材料，为当事人免去往返奔波之累。多措并举之下，劳动争议当事人接受调解的意愿大大增强。
高楼林立、桩机声隆隆的北外滩，商务楼宇体量大，也汇聚了大量工地。白领多、农民工多，导致辖区内的劳动关系呈现多元化且日趋复杂。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副院长金晶介绍，对白领来说，常见的劳动纠纷包括解除合同、支付报酬等，农民工则经常遭遇欠薪。为此，北外滩调解中心先后在白玉兰广场商务楼和市民驿站成立了“北外滩和谐劳动家园工作站”和“北外滩建设者之家”，维护区域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北外滩建设者之家
就在去年，某工地一名农民工通过调解宣传手册找到北外滩建设者之家。原来，该工地部分工程被分包给另一家公司，因完工日期延后以及工程造价超支，总包和分包互相推诿，180多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调解员小施回忆，当时场面一度十分混乱，矛盾一触即发。北外滩调解中心立即启动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小施和同事们查明原委，多次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建设者之家面对面调解。经过多轮谈判，各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某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了总计180余万元的工资。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数量高位增长的态势下，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案件的占比由不到四成提升到逾六成，“可以说，作为基层调解工作主力的街镇调解组织为维护一方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事前与事后
长宁区天山路街道调解中心工作人员章毅荣的微信，被数千名企业人事负责人和劳动者塞得满满当当。为了方便咨询交流，他还建了两个共计800多人的微信群，辖区大部分建卡企业的人事负责人都在群里。只要发现一点纠纷苗头，章毅荣就会主动询问，避免矛盾继续发酵。
章毅荣正在进行调解
基于深入一线、贴近基层的优势，街镇调解组织不仅是劳动争议化解的主渠道，还能通过提前介入、源头治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比如，松江区车墩镇、新桥镇调解中心根据企业欠薪额度、时长等要素，建立三级预警机制，将企业人事争议风险可视化；静安区北站街道调解中心开展HR沙龙、“苏河企汇”等活动，以案释法推动企业树立和谐用人用工理念；针对快递物流行业、新业态领域劳动争议频发的情况，上海在快递物流行业较集中的区和新业态龙头企业设置调解组织，大量纠纷得以消弭在源头。
毗邻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和漕河泾开发区的闵行区虹桥镇，以商贸零售和现代服务为主要业态。虹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主任瞿叶萍介绍，镇内15个基层劳动保障工作站设置“流动调解室”，把调解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楼宇和园区一线，从而及时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风险。此前，调解员在走访排摸时了解到某园区的一家服饰公司即将搬迁到外地，便第一时间找到企业负责人，就员工安置方案进行多次沟通，同时听取员工代表意见，促使双方达成协议，最终200多名员工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除了事前介入，事后回访与帮扶也是上海探索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重要环节。为了确保申请人的申诉得到落实，天山路调解中心建立了跟踪回访制。章毅荣说，对于调解协议中有分期付款条约的案件，“我们会做好跟踪回访与工作记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许多当事人被解雇的案例中，瞿叶萍观察到，“不管是小年轻还是中年人，都会产生一定的挫败感”。为此，虹桥镇成立了“心缘虹桥”乐业调解工作室，为劳动者建立“一人一档”，提供争议调解、法律咨询、职业指导、岗位推荐、失业保险、技能培训、创业指导等全模块服务。
今年37岁的聋哑人小邱是一名插画师。此前，他在虹桥镇某企业做设计工作，后来公司决定与他解除劳动关系，却不愿支付经济补偿金。调解员得知后及时介入，最后公司按规定支付了补偿款，小邱也在调解员推荐下到某装饰公司工作。
“我们坚持劳动维权与就业帮扶同步进行，就是希望减轻劳动者的焦虑，让他们看到重返职场的希望，这样反过来也可以推动他们理性维权。”瞿叶萍分析，当劳动者有了新工作，就更容易与“老东家”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对话，有助于劳动矛盾的平稳解决。在她看来，预警排摸、矛盾调处、就业帮扶“无缝衔接”，也意味着基层调解工作从被动走向主动，促进调解工作整体效能提升。
虹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内，一场调解正进行
“新瓶”与“旧酒”
打开“上海人社”App，点击调解仲裁模块，当事人就可以足不出户在线申请调解。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绝大多数案件将分派给各街镇调解组织处理。目前，网上申请调解已成为本市劳动争议当事人维权申请的主要方式之一。
同时，全市各级劳动纠纷调解仲裁机构也积极探索此类“非接触、不见面”的快捷处置模式。今年3月，闵行数智劳动维权平台正式上线。收到平台派发的案件后，闵行区人社局调解、仲裁、监察部门“即接即办”，劳动者通过移动端、PC端即可远程参与调解或仲裁，节省了大量在途时间与费用，十分便利。
不过，有时“新瓶”仍需装“旧酒”，那些调解工作的老传统、好经验并不过时，在劳动争议案例压力不断增加的当下，尤显珍贵。
金晶说，面对现实中复杂的劳动纠纷，哪些需要“面对面”调解，哪些又要“背对背”调解，考验着调解员的判断力。更重要的是，只有怀抱足够的耐心和诚意，才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当事人边哭边讲述自己的经历，调解员也跟着一起流泪……金晶感慨，这种先共情、后说理的做法，往往更容易打开沟通僵局。
作为上海市劳动关系金牌协调员，章毅荣则把自己的工作窍门戏称为“刷脸”。他每天不是在接待当事人，就是去走访企业，甚至还在“随申办”上公示了“小章热线”的信息，统筹协调处理各类劳动纠纷。靠着常年积攒下来的人情，有时他一出面，原本已成“死局”的争议双方，态度忽然又有了“柳暗花明”的回旋余地。
当然，调解不等于简单的“打感情牌”，秉公办理才能真正保护双方权利。章毅荣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劳动者维权意识越来越强，调解员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专业素养，调解组织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将继续坚持中国特色劳动人事争议化解方式，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按照“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方针，延续“关口前移、重心下沉”的思路，进一步发挥用人单位内部沟通协商机制作用，构建多元共治的争议办理格局，把更多争议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