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已逐渐连成一片,沪苏浙交界处城市|高质量|灯光

5月28日10时32分，一架航班号为MU9191的大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约两小时后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在这条中国最为繁忙的航线上，这是一个寻常的航班。但它又极不寻常：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C919大飞机首次商业飞行。飞机落地时，机舱里的乘客手持五星红旗，动情地唱起了《歌唱祖国》。

人们很容易把大飞机和祖国联系起来。多年前，在C919的诞生地上海，一位记者跟踪调研了飞机的研发过程，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突围，更象征着“一个国家的起飞”。大飞机寄托着国家意志、民族梦想、人民期盼，从一开始，就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

上海，这座有着较长民航客机研发历史的城市，当之无愧地成为实施这一国家战略的主阵地。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上海的高质量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有很多共性，但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高质量发展又有一些个性特征。承载国家战略、助力国家起飞，无疑是其中极重要的一条。

一

在这里，承载国家战略是一种传统。

回望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五”期间，上海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着力发展重工业，以支援国家建设。

二十世纪80年代，上海转换战略思路，国务院在批转上海的一份汇报提纲时指出，“今后考核上海的经济工作，要把对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贡献作为评定上海工作的主要标准。”

二十世纪90年代，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渐突出，1991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工作时指出：“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自此，重建金融中心地位成为上海的奋斗目标之一。

“跳出上海看上海，立足全国看上海，在服务全国中发展上海。”将上海置于全局中看待，是这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思考起点。

在起草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报告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亲自加写了一段话，作了更系统的阐述：“把上海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思考和谋划。”

这“四个放在”日后成为思考和谋划上海一切工作，包括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五个中心”建设为例，以实施国家战略、履行使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五个中心”才能站位更高、视野更宽，真正发挥对上海自身的带动作用和对国家发展的服务作用。

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权衡认为，当前对于上海自身和国家发展来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要有重大突破。他说：“一些西方国家想脱钩断链、想遏制中国，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倒逼我们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所以，在解决‘卡脖子’的问题上，上海要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二

在83万米高空，以卫星的视角俯瞰地球，可以看到夜晚的灯光总是集中在地表的一小部分。经济学家根据卫星数据制成的世界“灯光地图”分析出，夜晚灯光亮度主要取决于经济和人口集中程度，成片的都市群往往是亮度最高的地区。

“借助这样一张图，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全球的经济活动集中在少数地区，这种现象叫作空间集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说。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世界发展报告》在开篇即指出，全球有半数的经济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

空间集聚产生集聚效益。在一体化的庞大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群体中，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这意味着城市越大，生产率就越高。随着企业集聚，专业化供应链得以形成，经济活动各类要素也更容易传播。经合组织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每翻一番，生产率就可以提高2%到5%。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生产率是竞争力的最重要来源。

受益于空间集聚，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超大城市和正在崛起的城市群必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主力，增长极正从中小城市转向大城市。”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说，“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县际竞争在主导，那么今天就是超大城市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关键在于核心城市之间的竞争。以五个“国际”中心建设为目标的上海，肩负着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使命。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上海提出强化“四大功能”的要求：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

历数顶级全球城市，无一不是在某些方面做强了功能。以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为例，纽约因为沿海的地理位置，汇集了世界各地的资本、人才、货物，进而产生了融资需求，华尔街应运而生，金融中心地位逐渐确立，奠定了纽约全球城市的基石。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必然。

上海曾是远东金融中心，也和纽约一样因港口而汇聚了各类资源要素。二十世纪90年代，上海重新定位为全球金融中心。以此为目标，今天的上海，必须强化潜在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将优渥的先天条件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

对上海而言，高质量发展不是要追求大而全的产业门类，而是要围绕城市定位，强化“四大功能”，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大功能”也是上海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手段、方向、突破口。

三

最近几年，沪苏浙交界处出现一个新变化：三地灯光区域逐渐由各自区域内向三地交界处延伸，逐渐连成一片，几乎分辨不出省域界限。

“沪苏浙两省一市的交界区域正从边缘地带逐渐变成改革前沿和价值高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说。

从行政辖区的角度来看，交界地是地理上的边缘空间，也是经济发展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区域，处于各地经济体系的末梢。不过，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揭牌成立后，原有的地理经济逻辑发生了变化。

“一体化不是目标，而是路径和方法。我们通过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达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张忠伟说。当行政壁垒被打破后，长三角和上海大都市圈的这片黄金地带，经济和生态上的价值就凸显了出来。

变化可以从时间上感知。2020年9月底，省际断头路康力大道—东航路打通，从上海青浦到江苏吴江的车程从40分钟缩短到了5分钟。不知不觉间，衡量路程的单位不再是公里，而变成了分钟，时空距离被大幅压缩。

变化也可以用经济指标衡量。从2019年到2022年，示范区内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1560家跃升至2924家，上市公司从44家增长至74家。

一道道壁垒被打破，各类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加速流动，并在这一过程中破圈、重组、进化，一种更富有想象力的空间格局正在形成。

和长三角一体化一样，所有的改革探索一定程度上都需要打破条条框框、藩篱壁垒。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交给上海一系列重大任务——自贸试验区、进博会、临港新片区、科创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每一项都要求上海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对上海来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除了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外，还表现在高水平改革开放，为全国提供先行先试、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权衡说。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上海诞生过许多“全国第一”：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一个自贸区、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个“营改增”试点地区、第一条高速公路……进入新发展阶段，上海需要拿出更多第一，不断以首创性改革举措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

上海背靠扬子江、面向太平洋，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担当着内外流量交换的中心节点。开放、大流量是上海经济的重要特征。

然而，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曾使上海受益的流量型、开放型经济正遭受冲击。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马海倩说：“发展的内在逻辑发生了重大变化。说它是逆全球化也好，慢全球化也好，碎片化的全球化也好，核心意思都是世界不那么平了。”

十几年来，“世界开放指数”不断下滑。2010年—2020年，全球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从51.9%下降到45.4%。2016年—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从2万亿美元腰斩至1万亿美元。马海倩认为，我国前一轮发展享受的红利已基本出清。

大变局下，上海这个开放、外向的枢纽所受外部冲击尤为严峻。全球资源要素会不会“断流”？产业链供应链有没有可能“断链”？科技交流合作会不会“脱钩”？若干风险挑战都要求上海前瞻谋划自身在未来格局中的角色。

2020年，中央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要求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

在新发展格局中，上海作为对内对外开放两个扇面的枢纽，需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和全球资源配置。一方面亟待发挥我国最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优势，强化国内资源配置的中心节点地位；另一方面亟待发挥改革开放桥头堡功能，强化“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地位。

这是上海高质量发展的新方位，也是新使命、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