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出什么样的“上海相册”,22位作家拆开22位摄影师的“盲盒”摄影师|徐昕|作家

“水渍兼容天然的朝露和夜雨，以及人工勤勉的荡涤。散发着洗衣粉气味的湿漉漉的衣服，顺从地心引力，暂时脱离人身的囚禁，悬浮于社会。在天台上晾晒是多么幸福……”收到摄影师徐昕拍摄的天台，作家于是写下这段文字。“天台以及天台看出去的浦东的天际线，故事感很强烈；天台是一个很奇妙的空间，在几代上海本地人的生活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小孩、老人在天台上玩耍、休息，种花种草、晾晒衣服都在上面，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空间。”在思南书局举行的《上海相册：消逝与眷恋》分享会上，于是说。

摄影：徐昕

于是、徐昕合作的《天台造城记》是收录于《上海相册：消逝与眷恋》的第一组作品。这本书汇集了22位摄影师的22组城市影像作品和22位作家对此展开的更具拓展性的表述，成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份忠实且饱含温情的记录。作家和摄影师们深入街头巷尾和市井纵深之处普通人的生活，捕捉独属于上海的生活气息、城市气质，以更立体的角度观看这座巨大的都市是如何转动的。项目两位发起人澎湃新闻视觉中心摄影总监许海峰、《萌芽》杂志社副社长吕正谈到，“上海相册”从缘起到发展是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创作者们对城市的一种共同的理解，而要表达这种理解，需要影像，也需要文字。

有意思的是，在为影像和文字进行匹配时，文字作者收到的照片被隐去了摄影师的身份和经历信息。“有点像拆盲盒”，吕正说，希望这种带有游戏性的方式让作家不被影像以外的东西所影响，不被摄影师的个人经历或艺术观所限制，“不是对照片的艺术评论，而是以照片为灵感或创作起点，看看最后会走到哪里。”

“拍这个系列的照片，我最初的想法就是记录这座城市的变迁。尽管消逝总让人感伤，但城市变迁是周而复始的具有生命周期的活动，就像代谢一般，所以我想更客观地记录。”徐昕说。

“怎么写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这次‘盲写’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摄影提供了一种观看的方法，我看到的其实是摄影师看到的，我想到的是自己想到的，这其中有落差、有多维的变化。读到文字和看到照片的对象可能是不同的，同时看到文字和照片的读者又是另一种情况，上海这个主题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展开了。”于是说。

“刚开始我们要给这本书一个定位，编辑团队讨论‘上架建议’应该写摄影类还是文学类或其他，后来发现，这本书很难定义。如果是摄影类，它的开本就并非寻常的摄影画册，收录的照片也没有很大的尺寸；它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书，22篇作品的文体也比较多样化。所以，后来我们更愿意把它定位为有关城市人类学、城市记忆的一本书，用文字和影像留下城市变化的轨迹。”出版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杨婷分享道，在《上海相册：消逝与眷恋》出版后，她注意到有网友留言，这本书里竟没有太多拍东方明珠、陆家嘴“三件套”那样“全国人民以为的上海”的照片，而是拍了很多“不太像上海的上海”。

作为编辑，杨婷感到，“上海相册”里的图与文是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图片说明或看图写画，而是有着一种共情，文字和照片都可以独立存在，但如果调换组合的顺序，又会感到明显的不搭。与此同时，从年龄上看，22位摄影师的平均年龄更长一些，不少照片是10年前或20年前甚至更早时候拍摄的，而作家则更年轻一些，有80后、85后乃至90后，叙述上可能形成的“代沟”也构成了有意味的层次。

“《萌芽》是一份青年文学刊物，我们的作者、读者比较年轻。城市发展很快，几代人会经历不同的城市经验，甚至是一种叠加的状态。从茅盾到王安忆、金宇澄，一代代作家都在完成自己对上海的书写，确实应该轮到年轻一代了。而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是复杂多样的，他们有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有的是在上海长期工作，也有来上海旅居的，这个项目前瞻之处就是希望给年轻人更多写上海的机会。”吕正说。

“短视频、流媒体时代，大众已经不太满足于单纯的图片或文字叙述了。上海的很多网红地标，常有人打扮得光鲜亮丽行走在景观之中，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台下有读者提问。

“很多人希望记录这座城市，也有很多人希望被这座城市所记录。”徐昕的回答是“顺其自然”。“前段时间，B站上有人上传了1993年到1995年左右的上海的视频，那个人就是拿着家庭DV到处拍。可能当时也有人觉得，拍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这些画面很抖、镜头语言也不专业的影像真实再现了当时上海的状态，一下子火了。若干年后，或许也会有人觉得，现在的‘街拍’展示了这个时代上海人的精神面貌、穿搭状态，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