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金爵奖评委主席有何来头？,演“复联”拍“驴叫”电影|导演|评委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的头衔有很多，波兰导演、编剧、制片人、演员、画家，今年，他还多了一个新头衔，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

6月14日，在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论坛上，这位名字和头衔都很长的电影大师与观众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和对电影艺术的感悟。记者已经做好“听天书”的准备，意外的是，斯科利莫夫斯基的表达非常通俗易懂，他很善于举例和讲故事，偶尔还有些冷幽默。

当聊起电影导演和观众的关系时，斯科利莫夫斯基用手肘敲了一下沙发扶手，“嗨，你们看懂了吗？如果看懂了，那说明我的表达被理解了。电影不能留白太多，否则观众会迷失，导演需要恰当地和观众玩游戏，在了解观众接受能力和审美水平的基础上，共同创作出所希望的效果。”

《驴叫》

半陷在沙发里的斯科利莫夫斯基颇有一种意大利“教父”般的派头。已经85岁的他穿着黑色西装外套，白衬衫上戴着精致的袖扣，但前两个扣子敞开着。他头发雪白，两条眉毛却是乌黑的，眉峰凌厉。工作人员为他递上黑咖啡，接着又陆续搬来桌子、放上纸巾。他反手端起杯子喝咖啡时，令人忍不住想起B站去年的年度关键词——“优雅”。

“我该怎么向你们介绍他？”面对这位中国观众不那么熟悉，但又多才多艺的电影人，担任主持人的上海大学电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上海电影学院特聘教授马可·穆勒有些头疼，他为这次访谈准备了一大堆素材，在交流时，会不时检阅腿上架着的平板电脑，随身携带的帆布袋里，还装着一本斯科利莫夫斯基的画集。为了拉近观众距离，马可·穆勒特意先抛出彩蛋——“你们应该都看过他演的影片，《复仇者联盟》，真的，我不骗你们。”

其实，斯科利莫夫斯基还是诗人，爵士乐团的鼓手，以及业余拳击手。他第一次和电影接触是在影片中扮演拳击手的角色，导演的第一部长片也是为波兰奥组委拍摄关于拳击题材的电影，当时，才读了三四天电影学院的他成功中标，这部电影也在布达佩斯体育节获奖。

当斯科利莫夫斯基一本正经地讲其自己曾在拍摄时和一位“不小心说漏嘴名字”的奥地利男演员在片场打过架时，你绝对相信他真能做得出来这事。“有时导演和男演员之间会有雄性的竞争，要比比看谁更重要，谁更强势，尽管未必都会这样戏剧化地干一架。主创间的斗争心态或许有助于激发创意，但有时也会让片场变得岌岌可危。”这也是他后来选择以驴为主角，拍摄《驴叫》的原因。

他于2022年上映的新作《驴叫》曾荣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并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也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的主角是一头驴，影片的英文名“EO”正是对驴叫声的模拟，“就像这样”，斯科利莫夫斯基现场演示了一遍正确发音，惟妙惟肖。

讲到驴子时，斯科利莫夫斯基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它们的脾性太甜美了，如果能块头小一点，我真的很想养来做宠物。”在影片拍摄时，每天都会有三次休息时间，斯科利莫夫斯基没有选择去喝杯咖啡或是抽烟放松，而是去驴棚看望片中的三头驴子演员。“它们总是耐心地在那里等着我，我会和它们轻柔耳语，从不用那种文人式的复杂长句，而是像和家中宠物说话时的语调和它们说，‘哎呀，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宝贝，最好的动物。’”

在意大利的一个节日上，斯科利莫夫斯基第一次注意到驴的眼睛。在节日的喧闹气氛里，周围满是其他动物的叫喊声，但驴一声不响，远远站在一边，睁着无辜的大眼，好像在思考什么，似乎洞悉了所有动物叫声的含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驴的眼睛时所想到和观察到的，它好像在说，这个世界是你们的，我作为一头驴，于一旁观察、评论足矣。”通过拍摄以驴为主角的电影，他也想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手法，“驴观察的世界往往是很偶然的，呈片段的，中间有很多断档。”

有观众看了《驴叫》笑称，应该给影片的主演驴子颁发一个“影帝”荣誉。当年，斯科利莫夫斯基也有过同样的想法。上世纪60年代时，他的第一部专业电影《轻取》在巴黎登上一个电影荣誉榜单，但拔得头筹的是另一部电影。带着有些不服气的心态，斯科利莫夫斯基去看了那部电影，被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而里面最好的演员是一头驴。“那位驴演员的脸部表情非常完美，结尾它死在羊群中。当影院的灯亮起时，我发现自己的眼泪在沿着双颊流下，那是我唯一一次看电影哭了，我被驴子深深打动。动物角色可以让你相信它的表演是真的，这是我从那位导演身上学到的一课。”

父亲出生在大连

斯科利莫夫斯基执导了20多部作品，包括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出发》、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死神的呼唤》、最佳编剧奖的《月光》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及沃尔皮杯最佳男演员奖的《必要的杀戮》。他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终身成就金狮奖。

今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热门影片之一，马可·穆勒介绍，影片中有着独特审美的长镜头，其实是斯科利莫夫斯基“发明”的，有很多知名导演都会效仿。

“这个我倒不知道。”斯科利莫夫斯基淡淡地说，就像他大部分时间里，脸上所保持着不悲不喜的态度。“我们新浪潮电影人之间都有竞争，上世纪60年代中期，会竞争谁的长镜头最长，最复杂，最有技巧性。大家会用尽可能有限的机位拍出更长的镜头。”他很想给观众展示一下实践的魅力，而不只是输出理论。他突然打断马可·穆勒说，“这个讨论好像太理论化了，不如讲一讲父亲的故事，让大家放松一下。”

斯科利莫夫斯基的父亲出生在中国东北。他的祖父是有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负责在中国东北建造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从莫斯科一路修到海参崴。“当时，有一位合作者来找祖父，请他设计新城，后来它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中国城市，叫作大连。”他笑着说，“我的祖父可以说是大连老城的奠基者，大连老城的广场和道路向外放射的都市规划是祖父做的，在命运的安排下，我的父亲就出生在中国大连附近的某个地方。”

说完，斯科利莫夫斯基端起咖啡杯，苍老的指节仿佛在微微颤抖，但依然能感受到一种倔强的力量。如今，他还在继续自己的电影创作，“艺术家需要勇于冒险，寻找新的东西。我80多岁了，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年轻的导演，永不自满，永远可以爬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