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节怀谢晋：他的电影是了解中国最好的教科书作品|导演|电影

谢晋导演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代大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卓越艺术成就和焕发旺盛艺术生命力的电影导演之一。谢晋导演成名于上海，在从影的75年时光中，他始终心怀一个信念，即带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舞台。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倡议要在中国举办国际电影节，并担任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

2023年是谢晋诞辰100周年，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30周年。“时代巨匠，百年回首：纪念谢晋诞辰百年论坛”6月16日在上海影城举行，知名电影人和影评人代表从谢晋的经典作品与艺术人生出发，分享这位影坛大师跨时代的艺术理念和电影精神。

他的作品留下来了

在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奚美娟看来，探讨谢晋在电影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分享谢晋的精神号召力和人格魅力，为当下电影创作提供新的灵感和缘分，是对谢晋最好的缅怀与致敬。

谢晋对现实主义题材的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作品思想含量、艺术激情和时代风采的要求，是留给当下文艺工作者的宝贵经验。奚美娟记得人民艺术家秦怡曾说，“谢晋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的艺术之幕却不会落下。他是一颗恒星，这颗恒星不仅会永远定格在他毕生酷爱的电影银幕上，更会永远闪耀在祖国繁星璀璨的艺术天空中。”

回忆谢晋，导演、监制吴思远有说不完的故事。他记得在电影交流活动中，谢晋特别喜欢讲话，大家也都爱听他讲，“他讲话很吸引人，非常有道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金句。当大家讨论起什么是好电影，有人说艺术，有人说摄影，谢晋说，‘能留下来的就是好的电影’。”

导演、编剧、监制黄建新发现，最近谢晋影片的豆瓣评分一直在上升，好几部突破了9分。“9分以上，被当下年轻人称为‘神片’，这说明，他的作品留下来了。”

“他执导电影涉及的风格样式如此之多，在中国电影中绝无仅有，他是在电影艺术上不断攀登的勇者。”导演石晓华是跟随谢晋最久的副导演，她印象最深的是谢晋曾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不仅深深印证在他的行动中，也被时间证明了。”

谢晋去世时，黄建新作为当时的中国导演协会会长来上海参加追悼会，尽管到得很早，但现场根本挤不进去。“我听到江浙一带的不同方言，甚至还有东北话，观众从全国各地自发赶来，希望能和谢晋导演做最后的告别。我拼命挤进去，看到大厅里挂着他带着笑容的遗像，大家的眼泪唰唰往下掉，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一个真正艺术家的伟大。”

导演王童的作品《无言的山丘》曾获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谢晋是当年的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谈起这位伯乐，王童感叹，“他的电影是往心里走，不是往眼睛里走的。”

为给电影行业培育新人，谢晋创办了恒通明星学校，导演陈思诚回忆当年在沈阳被谢晋选中入学的经历，依然有些受宠若惊。“我特别想搭乘时空穿梭机回到校园请教他。”

导演郑大圣认为，尽管当年有一阵电影流行新思潮，批判谢晋模式老旧，这些年回过头来发现，那些潮起潮落的议论都变成飞沫，“他的作品像礁石一样屹立不倒。”

他的电影起到文化交流作用

谢晋是一个敢于创新的人，他是改革开放后电影界最早出国访问的人。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境外开设取景，他到了日本奈良取景，还去过鲁迅先生念书的仙台医专旧址。黄建新透露，在横店搭的第一个景是谢晋《鸦片战争》中的广州街，之后剧组纷至沓来，才促使横店变成影视摄制基地。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有关谢晋的话题进一步打开视野。不少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甚至海外赶来的影人带着亲切感去怀念这位老朋友、好酒友。他们的故事里，带出了一桩桩谢晋与文化交流的故事。他的电影是一座重要的桥梁，也是许多外国影人、观众了解中国的窗口。

制片人、监制焦雄屏介绍，自己是在美国上中国电影史课时了解到谢晋的电影。看《牧马人》时，大家一直掉眼泪，班上的男生都爱上了女主角李秀芝。“他在影片中所构建的儒家思想下，带有理想境界和高尚道德感的中国传统社会，引起非常多共鸣。”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名誉教授刈间文俊因为谢晋电影的影响而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入中国电影研究领域。他介绍，上世纪80年代，《芙蓉镇》在东京一家档次最高、专门放艺术电影的影院里放了20周，创了当年纪录，这是此前欧美电影都达不到的。“《芙蓉镇》在日本的影响力特别大，也确立了中国艺术片、中国电影在日本的市场地位。”

1982年在意大利举办的第一个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放映了120部中国电影，刈间文俊在那里看了谢晋的《一场风波》，“虽然这部电影讲的是上世纪50年代普及婚姻法的故事，但我真的感觉这就是典型的海派电影，我当时已经看了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发现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今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在上影节一票难求，当年，这部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也与谢晋有关。“谢导当年是评委，我们后来才知道，在评审时，谢导为《悲情城市》说了很多话。是他的临门一脚改变了中国台湾电影史。”焦雄屏说。

“我没有机会留学中国，我的中文是靠看中国电影学的”，刈间文俊的普通话流利到让人很难分辨他是个日本人。当年，中国电影尚无字幕，刈间等年轻学生便自己翻译底稿，再请一位老专家改文本、打字幕，“我翻译得最好的是《红色娘子军》，《青春》《舞台姐妹》也翻译过”，刈间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和中国的来往多起来，但日本观众不太了解中国。“当年我们要了解中国，最好的教科书就是谢晋的作品。了解中国的现代史，看中国电影是最好的、最有说服力的途径，其中谢晋起的作用很大。”